文／樹兔

《論語》記載，「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意思是小技藝必然有可取之處，但要到達遠大的目標、通達之處，終究難以有成就，子夏解釋這是「君子」不為、不學的原因。換言之，子夏同時定義了「君子」一詞。當時的語境，一切都跟政治相關。儒家的學問本身就是為了從政、治國，其他像是修身養性、商業策略等，都是次要目標、或者延伸的闡釋。

是不是什麼事情都要有關治道、都要朝向一個偉大的目標呢？現代來看肯定不是。那麼，先秦時代是否應該如此，暫且不論。僅舉一個較晚的例子，東漢（25-220）時期蔡倫造紙，《後漢書．宦者列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竹簡太重，縑帛太貴，妨礙知識的傳播、累積，正因為蔡倫始終棄而不捨地堅持下去，造紙工業才邁出了關鍵的一大步。恐怕連蔡倫自己都沒有想到，他一個人對於知識（包含儒學）傳播的貢獻，比什麼大儒、大學問家都要多。創新的本質常常就是這樣。大道、小道，如同大愛、小愛，本來沒有所謂高下之分，居間的衝突、矛盾比較接近是想像出來的存在。

從先秦時代開始，華夏文明的知識分子都脫離不了談論政治的習性，這無疑是對人類的各種可能性的一種框限、抹殺。因為談論花草、養魚養蝦、鐘表機械，再做進一步研究，一些創新、創意就出現了。

時常聽聞一種說法，認為科技進步將換來道德淪喪，事實上歐美科技發達國家的道德水準反而較高；東亞窪地窮得只剩道德能夠說嘴，卻陷入講道德的人沒有道德的負面循環。沒有神明的國度，一切的法律道德又要以什麼為權威？當每個人都憑藉著「私智」，操弄著能夠隨意塑型、毫無依準的「道德」兩字，以「道德」之名淹沒人的悲劇將不斷持續下去，直待族群自然消亡或被統治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