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英國高偉定（S. Gordon Redding）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是學界在華商研究的開創性作品。華商研究首要面臨的問題，有別於西方大企業較為重視的檔案管理，學者尚有取得公司檔案進行研究的可能，而華商研究的直接資料，往往需要問卷、訪談等調查方式才能取得。高偉定教授在本書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較接近深度訪談，但更為細緻。

作者在書中詳細說明訪談的對象、問題、方式、分析與局限性，也表示為了更貼近華裔經理人的內心世界，通常是設晚宴款待受訪者，共三、四人參加，餐後在輕鬆的社交氣氛下展開訪談。作者在本書展現出西方社會科學的高度企圖心與專業水準，包括組織團隊在香港、台灣、新加坡與印尼四地分別進行實地的訪談工作等。

此書在研究方法的嚴謹程度，值得肯定。然而本書對海外華人的定義，以及源自韋伯的經濟文化研究，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作者在本書研究海外華人，是為了探討有別於西方的、屬於華人的資本主義精神，而其現實背景是，海外華人是東亞經濟崛起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所以，作者不是單純針對東南亞區域經濟、文化引發的研究興趣，這也使本書帶有濃厚的西方問題意識，相對來說，缺乏一種貼近東亞世界的在地眼光。

此書對於海外華人的定義與用法，值得檢討。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許多遠離中國本土到海外生活的華人移民，仍把中國本土視為祖國，可說是海外華人，也就是華僑。

作者在本書認知的海外華人，顯然停留在這個階段，強調他們心向祖國，甚至認為「海外華人社會，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海外版本」。「海外華人」隱含的意義，不只是以中國為祖國的政治認同，在一些西方作家筆下，甚至被描寫成「協助中國來發展及掌握亞洲的人」。

雖然他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這種期待不一定符合實況，也可能使得東南亞當地人民與政府不信任這些華人。學者指出，在東南亞經濟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這些東南亞國家往往有「原住民優先」的政策壓力，不太可能存在超越本國國家利益以外的「海外華人」利益。

事實上，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隨著東南亞各國的獨立，以及1949年中國變局等因素，這些華人移民及其下一代，愈來愈多決定留在東南亞，並接受當地的國民身分，為了表示本身的民族地位與政治效忠，開始自稱華人或華裔。除了東南亞華人，華裔東南亞人是更符合東南亞國家「政治正確」的自稱。一般而言，他們基於上述原因，並不喜歡被稱為海外華人。

嚴格來說，香港人與台灣人應該與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分別討論。原因有二：第一、雖然香港與台灣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同，但同樣是華人為主的社會，而且相對於東南亞國家更接近中國本土，現在比較常見的處理方式是列入「大中華區」（Greater China），這是跨國企業在東亞世界常見的商業用語，也可以避免政治上的暗示與紛爭。第二、以台商研究為例，台灣學界近年已有長足的發展，又分成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兩大區塊，台商研究的深化，對於華商研究亦有比較的參考價值。

另一個較為可惜之處，是本書對於新、泰、馬、印、菲五國以外的其他東南亞國家華商的著墨甚少。以越南為例，比較明顯的只有引用一段關於越南華商的文獻資料，而在第二章「僑居者」的各國介紹，並沒有把越南華商的處境提出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