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析】海外華人的再思考

文/尚智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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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智

英國高偉定(S. Gordon Redding)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是學界在華商研究的開創性作品。華商研究首要面臨的問題,有別於西方大企業較為重視的檔案管理,學者尚有取得公司檔案進行研究的可能,而華商研究的直接資料,往往需要問卷、訪談等調查方式才能取得。高偉定教授在本書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較接近深度訪談,但更為細緻。

作者在書中詳細說明訪談的對象、問題、方式、分析與局限性,也表示為了更貼近華裔經理人的內心世界,通常是設晚宴款待受訪者,共三、四人參加,餐後在輕鬆的社交氣氛下展開訪談。作者在本書展現出西方社會科學的高度企圖心與專業水準,包括組織團隊在香港、台灣、新加坡與印尼四地分別進行實地的訪談工作等。

此書在研究方法的嚴謹程度,值得肯定。然而本書對海外華人的定義,以及源自韋伯的經濟文化研究,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作者在本書研究海外華人,是為了探討有別於西方的、屬於華人的資本主義精神,而其現實背景是,海外華人是東亞經濟崛起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所以,作者不是單純針對東南亞區域經濟、文化引發的研究興趣,這也使本書帶有濃厚的西方問題意識,相對來說,缺乏一種貼近東亞世界的在地眼光。

此書對於海外華人的定義與用法,值得檢討。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許多遠離中國本土到海外生活的華人移民,仍把中國本土視為祖國,可說是海外華人,也就是華僑。

作者在本書認知的海外華人,顯然停留在這個階段,強調他們心向祖國,甚至認為「海外華人社會,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海外版本」。「海外華人」隱含的意義,不只是以中國為祖國的政治認同,在一些西方作家筆下,甚至被描寫成「協助中國來發展及掌握亞洲的人」。

雖然他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這種期待不一定符合實況,也可能使得東南亞當地人民與政府不信任這些華人。學者指出,在東南亞經濟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這些東南亞國家往往有「原住民優先」的政策壓力,不太可能存在超越本國國家利益以外的「海外華人」利益。

事實上,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隨著東南亞各國的獨立,以及1949年中國變局等因素,這些華人移民及其下一代,愈來愈多決定留在東南亞,並接受當地的國民身分,為了表示本身的民族地位與政治效忠,開始自稱華人或華裔。除了東南亞華人,華裔東南亞人是更符合東南亞國家「政治正確」的自稱。一般而言,他們基於上述原因,並不喜歡被稱為海外華人。

嚴格來說,香港人與台灣人應該與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分別討論。原因有二:第一、雖然香港與台灣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同,但同樣是華人為主的社會,而且相對於東南亞國家更接近中國本土,現在比較常見的處理方式是列入「大中華區」(Greater China),這是跨國企業在東亞世界常見的商業用語,也可以避免政治上的暗示與紛爭。第二、以台商研究為例,台灣學界近年已有長足的發展,又分成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兩大區塊,台商研究的深化,對於華商研究亦有比較的參考價值。

另一個較為可惜之處,是本書對於新、泰、馬、印、菲五國以外的其他東南亞國家華商的著墨甚少。以越南為例,比較明顯的只有引用一段關於越南華商的文獻資料,而在第二章「僑居者」的各國介紹,並沒有把越南華商的處境提出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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