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vid Eagleman & Anthony Brandt

光是創新不夠，也需要和社會產生共鳴。作者喬伊斯．卡蘿．奧茲將寫小說描述為一種「用文字做成的大規模、愉快的實驗，然後交給同儕判斷好壞」，同儕對實驗會有何反應，端看其所處文化而定：任何社會重視的創作都依賴之前的創作。想像力的產品會受到地方歷史的驅動。

舉例來說，你覺得什麼事物有創意、有趣，要看你住在哪裡而定。17世紀法國劇作家贊成亞里斯多德的主張，戲劇要用到三個元素：一個情節主軸、發生在單一地點、在一天之中發生。同時期，日本能劇並不反映現實的空間與時間：舞台上兩個角色肩並肩站在一起，但是彼此又不在對方的眼前。在倫敦和東京上演的戲劇不會在巴黎上演，因為文化差異太大了。創作者和公眾都受到文化限制。

同樣地，好幾個世紀以來，法國和英國對於景觀設計都存有不同看法。17世紀和18世紀的法國花園有明顯的中心軸和兩側對稱，非常精緻和皇宮一樣建構嚴謹。同時，英國花園則有彎曲的環繞小徑，以及四處自由奔放的綠意。英國人將花園刻意設計成沒有秩序的自然景觀。能人布朗（Capability Brown）是18世紀最有地位的景觀設計師，他將設計的花園比喻為一首詩：「我在這裡放個逗點。那裡需要遮蔽景觀時，我放個分號。我在這裡放個句號，結束詩句，開始另一個主題。」自由體的風格永遠沒有獲得他的法國同事的認可。

不只藝術受到限制

18世紀和19世紀的維也納有許多激進的作曲家。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和舒伯特全都住在那裡，並在那裡工作。雖然他們勇於冒險，卻沒有一首曲子要求音樂家演奏得稍稍不和諧一些，或是用長的靜默打斷樂曲，或用呼氣表達樂句，或讓節奏消退、流動──在半個地球遠的日本皇室的雅樂中，這些元素都出現了。縱然西方作曲家充滿想像力，卻仍然只能在自身文化的狹窄空間中流動。

不只是藝術受到文化限制，甚至科學真相在不同地方都可能受到不同的對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歡迎逃離納粹德國的科學家移民到美國，其中包括愛因斯坦、伊拉德、泰勒和一小群創造了第一顆原子彈並因此終結戰爭的科學家。其實，納粹早美國一步開始製造原子彈，並擁有聰明的科學家，例如維爾納．海森堡。為什麼納粹沒有贏得核子競爭呢？文化特色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即使愛因斯坦的名聲在自由世界逐漸為人所知，有幾位愛國的德國科學家刻意忽視他的理論，認為那是「猶太科學」，不值得認真追究。誹謗者之一是德國諾貝爾獎得主菲利浦．勒納德。他宣稱愛因斯坦的理論「永遠不可能是真的」。勒納德認為猶太科學的目的就是顛覆、困惑和誤導德國人。因為這些成見，納粹和美國人對於科學真相的理解大相逕庭。

地點不同命運不同

不只理論，發明也因為創作的地點不同而有不同的命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兩個團隊同時發明了同樣的尖端科技。在美國紐澤西的貝爾實驗室裡，工程師成功發明了一種小的設備，比當時使用的真空管更有效地擴大電流訊號，他們將之稱為電晶體。同時，巴黎近郊小村落裡的威斯汀豪斯實驗室裡，兩位前納粹科學家也創造了幾乎一模一樣的設備，稱為跨導管。貝爾實驗室申請了美國專利，威斯汀豪斯申請了法國的專利。一開始，法國人看起來似乎領先了，他們的設備品質比美國的好。但是這個優勢迅速消失。跨導管在巴黎並沒有得到共鳴：政府官員沒有興趣，將資源重新部署，經費給了核子能源的研究。這時，貝爾實驗室的電晶體變得愈來愈可靠，也更容易製造，結果被運用在可攜式無線電設備上。在那個世代，電晶體和電子設備畫上了等號，最終成為數位革命的基礎。位於美國的發明家可以好好運用自己的發明，並定義了未來的數十年；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跨導管卻無疾而終了。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創造力3B法則：善用大腦的運作機制，提升創新思考的核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