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關於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國大陸學界多討論「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而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七），探討「明清商人的主觀世界，包括他們的階級自覺和價值意識，特別是儒家的倫理和教養對他們的商業活動的影響」，開闢了一條新的研究路徑。本文以該書為基礎，以山西票號「日昇昌」為例，討論近代中國的商人精神如何貫徹於實際經營之中。

清朝初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工商業自古以來依賴自有資本的經營日漸困難，而票號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工商業互相融通的管道；票號的業務以存、放、匯款為主，收入來自匯費和存放款的利差。山西票號「日昇昌」的創辦人為大掌櫃雷履泰，其父為乾隆年間的秀才，雷履泰卻棄儒從商，到顏料鋪從學徒做起。由此可見，山西一地逐漸興起的「崇商重商」價值觀，反映出傳統四民觀開始動搖，士商界線已經模糊。

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日昇昌」掛出招牌開始營業，由京晉之間的銀錢撥兌，短短十幾年間，在京師、張家口、天津、開封、西安、南京、蘇州、漢口、重慶、成都、廣州等二、三十個城市設立分號，顯示其經營範圍之廣。

當時中國缺乏現代化的金融、保險、通訊、交通等相關行業和技術，但在山西票號的經營體制上仍力求「在數字上管理」，諸如：市場砝碼的紊亂不統一，因而有「自置本平」，且各地銀兩成色不同，故編有銀色歌和平砝歌，以利記憶；匯票「認票不認人」的兌付制度，於是有預防冒領的防假密碼；遍布中國各大城市的分號在連絡不便的情況下，產生「相互報告業務制度」，即除向總號報告外，還需要向通匯的分號，而分號對總號逐月有月清、逐年有年總結。

在人事制度方面，余英時指出：明清商人一面利用傳統文化的資源，一面把舊的宗族關係轉化為新的商業組合。迥然不同的是，山西票號的用人原則為迴避親族之人，以免產生家族的裙帶關係，而採用同鄉之人。此外，票號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離的，夥計可藉勞動力入股，享有與股東同等的分紅權利，為「頂身股制度」，甚至隨著票號的發展，身股股數超過銀股股數，使得盈餘有一半以上分配給頂身股的夥計們。對分號人事的管理和約束有：「經理責任制度」，明確規定經理有權處理號內一切事務，股東不得干涉，僅可靜候年終決算，即由經理掌握分號大權，亦負起全部責任；「班期制度」則規定分號員工皆有一定的任職年限，不得攜家帶眷、回籍探親，以求熟悉當地市場和培養吃苦耐勞的精神。

山西票號的經營體制，是近代中國商人的一種代表類型。因為票號掌管龐大金額的流通，加上分號散布全國各地，管理困難且易生弊端，如何「在數字上管理」為一大難題，因而逐漸出現種種細密的防弊制度，但在其制度之下，仍然透露出「誠信」為其商人精神的根本。換言之，假設失去誠信，一顆不良的小螺絲釘將會破壞整台大機器的運作，甚至全部損壞。

在交通、通訊不便的現實情況下，票號的實際經營亦能「在數字上管理」，詳盡掌握各分號人員和金錢的流動，力圖建立一套本身的運作制度。光緒年間，合盛元票號到日本開設神戶分號，顯示票號超越地域社會的界線，企圖不斷擴張，其經營範圍甚至遠達國外。身為近代中國的商人，山西票號在一定領域內願意接受新的變革，例如：開辦電匯、代募股銀，可是，票號改革的速度仍然趕不上時代前進的腳步，於是票號的外部限制逐漸暴露。

在傳統儒家文化之中，人處於社會的倫理規範是「朋友有信」，在商業上便是「誠信」的商人精神，其極致的展現是票號的「無限責任制」。在清末的對外戰爭和動亂中，各地的工商業大受損害，致使倒帳和擠兌的壓力大增，票號為了「誠信」、為了商業信用，負起債務的全部責任，不斷擠兌的結果是徹底破產。

在票號的經營危機中，值得觀察的是票號員工的態度，如「元豐玫」票號：天津分號有三人逃走，重慶分號全體逃走，濟南分號經理服毒自殺，以致全號倒閉。又如「日昇昌」票號：京號與總號經理們私逃後，原可維持營業的分號也相繼逃散。顯示在清末民初的亂局，票號為了誠信，欲負起「無限責任」，但是個人屬於票號的人際網路之中，公私領域不分，直接由經理個人承擔的結果，便是逃亡和自殺。

於是，「清亡票號亡」不只顯示票號本身的衰敗，也可表示源自傳統中國文化的近代商人精神，面臨新時代而無法突破的瓶頸，暴露其跟不上時代腳步的保守一面，然而突破之後，便是現代中國商業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