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涉及的首長特別費案，馬委任的律師質疑檢察官侯寬仁在辦案過程中，對證人的證詞涉嫌做不實筆錄，導致內容按檢方的預設立場濃縮編排，對馬十分不利，認為該份筆錄因此已喪失「證據能力」。

法官判斷被告違反法律與否，必須憑藉證據作公平的審判，此即為證據裁判主義的精神，同時自由心證主義也增訂「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簡單地說，證據必須先具備「證據能力」，法官始得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的強弱，及在判案輕重考量的地位。

而且法官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本身並無起訴罪犯的權力，必須透過檢察官的偵查犯罪程序，將卷證移送法院審理，如果檢察官對案件已有既定成見或預設立場，不論起訴書的內容或併送的筆錄、證據，都恐有偏頗之虞，對被告十分不公平，因為案子還沒經過公開審判，承審法官在開庭前光是閱覽對被告不利的卷證，就可能產生不客觀的心證。

刑事訴訟法第二條就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無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檢察官不能因為自己的立場，刻意忽視證人對被告顯然有利的證詞。

筆者在意的不是馬英九的個人案件，而是關心檢察體系長期存在的衙門心態。

就以馬英九案為例，究竟證人當時說了些什麼，可經過勘驗錄影過程得到真相，但若真有筆錄不實的狀況，那司法公信力就會被檢察官憑個人辦案風格，或是成見心證遭破壞，即便是內容沒有不實，誘導式問案引起爭議也不宜，就這一點而言，檢方顯然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