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日，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刑法修正案，明定虐童致死可判無期徒刑，除明確定義「凌虐」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將保護範圍擴大為十八歲以下，提高虐童致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誰無子女？養大孩子多麼辛苦，近幾年來，少子化已成國安危機，虐童案件迭連不斷，讓為人父母者驚駭之餘，牽扯出更多私刑正義與家暴處理的爭議。

從古到今，對尊親屬刑罰加重，形成一種尊重長上的倫常關係，但對卑親屬犯之則未加重，呈現不公平對待。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兒童權利公約及其施行法相繼施行，保護兒童順利成長、擁有良好身心發展已然是人權普世價值，刑事立法中倫理成分比例該如何拿捏？是否應跳脫傳統不對等的觀念，而基於人格平等，將對兒童保護持公平。

立法院於二○一○年通過民法第一一一八條之一修正案，對於曾經遭受家暴、性侵或遺棄的子女，成年後得請求法院減輕或免除其對父母親的扶養義務。配合上述規定，刑法第二九四條之一增訂阻卻遺棄罪成立事由，該次修法重在喚醒為人父母者角色，同時亦宣示孝道扶養義務，已不再像傳統觀念那般僵化生硬。

有稱此一修正有違傳統仁恕精神，亦有謂修法深合當今主流民意，唯就法思想史角度觀察，毋寧只是回歸原始儒家所謂「父父、子子」相對義務思惟，持肯定態度。

其實，解決之道無非二途，一是皆回歸普通規定，不管是父對子、子對父都回到普通傷害或殺人論處，另一是修法讓父對子、子對父皆適用加重條款，且二者加重幅度一致，以符憲法位階上平等原則。

虐童條款不是象徵立法，其不法內涵及構成要件非常確定，適度提高法定刑應具正當性基礎，由於父母、尊長及教師等擁有權勢地位，虐童行為具有上對下、強對弱的性質，基於確保社會安全及重視兒童法益的保護，從嚴處遇，完全符合責任主義以及正義的要求。

再多的執法者，亦無法周全保護那些弱勢兒童，渠等各有一些隱藏在性格裡的灰暗，非刑法所能補救。當前迫切需要的，毋寧是建立一種對兒童生命、自由與尊嚴的尊重態度。

台灣的精英人物都浸淫在選舉勝敗氛圍，知識青年及民眾亦無法理解兒童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看到了虐童案的頻傳，就可理解兒童人權在台灣社會，尚未真正建立起來。

基於保障兒童人權的原則，台灣社會、家長或家庭成員均有待進一步再教育、再努力，從情感教育的根本著手。要終極解決，並非全然依賴修法本身即可以為功，而是牽涉到社會一般人對教育權或懲戒權觀念，甚至更根本地牽涉到一般家庭的親職教育問題，且兒虐及家暴事件背後，並非存在單一風險因子，加害人本身經濟能力或婚姻狀況等亦有待解決，「不只要關懷受暴者，施暴者可能也有問題須協助」。唯有如此，才能杜絕虐童。

趙萃文（台北市／大學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