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讀過多少古詩已無法得知。

但有人統計過，僅在中南海豐澤園藏書中，有跡可考的經他親手圈、畫、批、注，及講話中引用過的古詩詞曲就有一千六百餘首之多，這還僅僅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在今人所能提供的資料中，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楚辭》情有獨鍾的，尤其是對於屈原的作品更為喜愛。

毛澤東還在青年時代就對屈原的作品萌發了濃厚的興趣，還在湖南第一師範就讀時，就在筆記「講堂錄」中，用工整的小楷抄錄了屈原代表作〈離騷〉全文。

一九一五年，毛澤東在與羅章龍等青年朋友交往時，就主張對〈離騷〉賦予新評價。一九一八年，在他的詩作〈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中，寫有「年少崢嶸屈賈才」，很顯然，毛澤東是十分欣賞屈原才氣的。在後來的戰爭年代，毛澤東即使在轉戰途中，也總是把《楚辭》帶在身邊，經常閱讀。

毛澤東不僅自己閱讀《楚辭》，而且還與學者們探討「楚辭學」的有關問題。一九六一年五月，毛澤東就同周谷城探討過「離騷」二字的含義。周谷城說：「屈原的『離騷』就是牢騷。」說是「離」、「牢」同聲。這自是傳統的訓詁派「楚辭學家」言，但毛澤東卻說：「可能是這樣，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又進一步說：「離騷可能就是牢騷，牢騷可能就是囉唆。『牢』、『囉』同聲，『騷』、『唆』同聲。念囉唆，可能就是發牢騷。」

但毛澤東並未置可否。顯然，毛澤東並不肯輕易認同這種從訓詁學的角度轉來轉去解釋「楚辭」的做法。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在同幾位哲學工作者談話時講道：「到現在，〈天問〉究竟講什麼，沒有解釋清楚。〈天問〉講什麼，讀不懂，只知其大意。〈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於宇宙，關於自然，關於歷史。」

毛澤東還曾兩次向外國首腦推介《楚辭》與屈原。一九五四年，他在會見訪華即將歸國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時，說道：「屈原是中國一位偉大的詩人，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寫了許多愛國的詩，政府對他不滿，把他放逐了。最後，屈原沒有出路，就投河而死。」

由此可見，毛澤東不僅欣賞屈原的作品；對於他的遭際也很同情。一九七二年九月，在周恩來陪同下，毛澤東會見了當時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先生。並將一套線裝本朱熹《楚辭集注》送給他。顯然在毛澤東心目中，《楚辭》是中華民族的「國粹」。

毛澤東除了酷愛屈原的〈離騷〉外，同時對〈九歌〉也十分欣賞。一九五四年會見尼赫魯時，就引用了〈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的詩，來表達自己與客人的相知與惜別之情。而且在後來的作品〈七律‧答友人〉中，「九巔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洞庭波湧連天雪」等句，都從〈九歌〉詞中化入。不僅如此，《楚辭》對於毛澤東詩詞磅礡大氣的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也有著不可泯滅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