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電影節邁入第九年，今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九日，將與主題城市丹麥哥本哈根交流對望，並讓台灣觀眾深入認識「逗馬精神」--影片「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從角色和場景裡逼近真實」。

一九九五年，由拉斯馮提爾帶頭的四位丹麥導演，有鑒於好萊塢商業電影征服全球，發起簽署發表了一份逗馬宣言（Dogma95），針對當時全球的拍片模式，提出其反潮流的新概念，立誓遵守十條強調呈現真實的拍片守則。

以本次台北電影節放映、贏得坎城影展評審團獎的《紅路》為例，編導瓏雪菲格（曾帶著作品《二手書之戀》來過台灣）畢業於逗馬宣言的搖籃--丹麥國家電影學院。在她筆下，每一個帶有悲劇性格的平民角色，透過細膩而詼諧的對白，不需要任何鋪張誇飾的劇情陪襯，觀眾就可以感受到角色內心深層所透露的邪惡以及良善。

《紅路》是一部值得靜靜欣賞、細細體會、慢慢療傷的蘇格蘭佳作，描述社區閉路電視的監視員賈姬，如何走出意外喪夫、喪女傷痛的寫實歷程。有人叫它「病態的人性電影」，我卻認為是社會邊緣人的正向故事--站在邊緣人的立場，力圖振作、改過向善最難、最可貴、也最具力量！世界本來就不完美，社會上衣冠楚楚的病態人士，遠比生了病的更可怕；邊緣人求進的、勵志的故事最真實動人。

觀眾可從充滿逗馬精神的鏡頭中看見：

夫家飼養的鳥，視賈姬為陌生人。因為兩年來，賈姬從未踏進夫家一步，她一直耽溺在「和女兒相見的最後一面，竟是在罵女兒」的悔恨之中；荒蕪了的花園、荒蕪了的生活、荒蕪了的心；若不是兇手布萊德走入她的監視範圍，是危機也是刺激和轉機的改變了原先的生活步履，賈姬還會繼續荒蕪多久？

即便是身邊的親人都想拉她一把--得了腫瘤的公公最急，幫她拔除花園雜草，卻不能拔去她心中陰霾；除非是發生了什麼事，讓她自己想走出來…為人父母的將心比心，讓賈姬最後改了初衷，原諒別人其實是釋放自己，這部電影做了具說服力的完美詮釋。

馬丁坎波斯頓飾演的少年史提，和倫敦少女之間的互動、偷皮夾、二十四樓開窗吹風的玩笑、酒館鬧事對象是他老爸……看得出史提有多恨他爸爸，最後少女安撫帶他「回家」，原來就是兇手布萊德紅路國宅的沙發……邊緣人的邊緣化總其來有自。

賈姬聽他倆的對話：「剛剛妳高興嗎？終於有錢可以出去走走……」之後，也沒再打算要回她遭竊的皮夾。最後賈姬撤銷對布萊德告訴後，兩人在街上相遇互動，布萊德最後一句對白：「你女兒至少有人愛，有人根本沒人愛……」欠愛總是邊緣化的開始，尋愛過程的挫折起伏和錯誤手段，則是「病態」的肇因，造成犯罪的第一步。

「紅路」只是一條路的名字，遍地飛舞的紙屑、國宅電梯內滿滿的塗鴉、處處監視器可窺伺的角落，在在告訴觀眾：這是一個犯罪邊緣的場所，是一個一不小心就墮落的地方，也是一個不被重視、不起眼、沒錢連走出去都困難的荒蕪之地；電影中演員們不同於英國正統腔調的濃重蘇格蘭口音，更落實了這個城市的邊緣文化；還好在這裡，我們看見了一個有希望、有溫暖的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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