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教育團體與立委日前召開記者會，藉著居仁國中學生以手機進行側錄，投訴老師體罰的事件，呼籲社會正視校園體罰行為的問題。筆者在體罰的問題背後，看到校園師生關係面臨崩解的隱憂。

如果我們以統計學的常態分配理論來看，一個班級的學生具有中等資質的大約占五至八成，而其餘的不是極好就是極壞，一個教師要如何調整教學腳步因應學生的「智育」資質，而又不影響或偏廢過高或過低的學生受教權？更要針對性格各異的學生進行「因材施教」？在這些難題外，如今還要忙著與學生家長溝通教育理念，以及因應家長對子女教育的不同要求。

過去之所以忙得過來，或許「教鞭」之用大矣哉。現今必須考量學生的「個性」大於「群性」，加上教育口條標榜「愛的教育」，甚至法界也要對教育懲戒權提出一番詮釋，使得夫子難為，甚於從前。

我們不反對教育公益團體以良善的出發點，監督校園管教的問題，但是動輒以教師作為教育鬥爭對象，透過記者會訴諸公議，或許讓少數不適任教師收斂，但是媒體片段式的報導，無法完全陳述事件的始末，更可能造成師生關係緊張，家長對於學校及教師的不信任及誤解，試問：監督是讓教育、學生趨善或是趨惡？

其實，在職教師進行研習與準教師進行培育的過程中，皆會隨著班級經營理念與教育理論不斷的進行調整，而教師也會隨著學生的反饋而不斷修正，但是我們看到教育公益團體針對師資培訓以及研習課程作過多少努力？只看到被貼上不適任標籤的教師被押到鏡頭前公審。

不可否認，遏止體罰能降低對學生心靈的戕害，也能讓教師發揮創意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教育方式感化學生，但是，在體罰的正當性受到質疑，加上擁有一套自我教育理念的家長不認同懲戒權的合理性情況下，實在不該鼓勵學生以蒐證器材提供申訴資料，這樣只有提升師生之間的不信任感，無法營造發自內心的零體罰，而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勢必變質為探討人性本善或本惡的爭論。

校園零體罰的運動，不能以學生當成教師與教育公益團體之間的鬥爭工具，而是必須透過校園體制內的申訴及評議管道，賦予學生基本人權，讓學生與家長學習是非對錯及認識本身權益。當公益團體不問始末的介入校方、親、師、生的管教權責時，儘管理念再良善不過，但不合理的手段，無助於教育的趨善化，反而加速校園對立與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