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我從淡江大學轉到中央大學。十餘年來，一向秉持守本分、盡心力的原則，希望把書教好、把學問做好，並且衡量主客觀條件，尋找適當的方式，參與校內外公共事務；我總如此期許自己：誠懇、熱情、有效率。

我原來把自己定位在中文系，致力於晚清以降現當代中文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也因為曾在報刊及出版機構主持編務，所以希望帶著學生往應用面開發，讓他們及早認識社會與職場。

一九九五年對我來說一個關鍵年代，那年接下了劉兆漢校長託付的《中大80年》編纂工作。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新舊交替的晚清，要進入中央大學從張之洞倡設三江師範學堂以降的歷史脈流並不難；當形同「中大80年史」的「校慶特刊」最後如期完成，除了因義務為學校做了一件事而感欣慰，也覺得和中大的關係，彷彿間有了更緊密的內在聯繫，我後來在圖書館館長任內，奉劉全生校長之命重建中大校史館，在半年之內勉力完成任務，並於九十周年校慶當天開館（二○○五），除了肇因熟稔校史，實有情感因素以為奮力之趨動。

在中文系主任任內，我在系裡應興應革之處做了許多事，也幾乎全程參與學生大大小小的活動。那三年，我深刻體認到所謂的「行政力」在系、院、校之間的複雜性，特別是最後一年曾代理院長，頗有與聞校務的機會，想到自己或許可以為文學院做一些事。

三年前的院長選舉，感謝院內同仁的認可，但全生校長顯然有他對文學院的期待，有他用人的考量，他希望我去圖書館，改造其體質，使之活潑化、人文化，我答應了，把運動性格帶進去，並且決心衝高人文社會科學的館藏。我無法細說那兩年為圖書館做了些什麼，在我離開以後，在圖書館《館訊》中讀到一篇〈李瑞騰館長任內大事〉，雖只是紀要，我有關大學圖書館的理念與實踐已在其中。

休假這一年，指導研究生寫博碩論文的事不曾稍歇，圖書館未了之事仍持續推動（和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館際合作），也為校級兩岸三地人文社會科學論壇略盡棉薄之力。

在雙連坡上，歷經多年的風雨，也曾想過不如歸去，而退意初生，即在四月間被朱建民老師打消；他代表遴選委員會來電，詢問我參選院長的意願，他說：你對文學院應該有責任！我想起日愈被邊緣化的人文學科，想起俯仰其間十餘載的文院館舍，想起默默辛勤培育人文花果的文院同事，想起抱著滿懷期待而來的年輕孩子，想起諸多前塵往事酘酘

建民了解我。在電話裡我說：好吧！一切順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