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初嚐研究滋味的一九七○年代前期，由外文系學者所引入台灣的新批評正在流行。那種切斷作家與讀者、把創作文本單獨看待的細讀方式，對於像我們這種原來堅信「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的中文系學子來說，是一大撞擊。我在研究所階段所寫的現代詩獨立文本之詮釋分析，頗受其影響。然而我既已在古典中文領域沉潛多時，如何能擺脫中國古典之干擾，以致於在論證推理過程中常產生一種古（中）今（西）對照，因此而引述諸如劉勰、鍾嶸、葉燮等古詩論家的資料，這就形成一種奇特的批評景觀了。 

然而以我的外文能力，實不足以了解那些西洋文學術語之內涵與外延意義，因此而使實際批評左支右絀，難以自在揮灑。更可怕的是，我所閱讀的文獻，既非原始文獻，也不是有系統的譯介，而是我完全無法檢驗的「應用」文章。我在那種情況下寫文本分析的專欄，其粗糙也就不難想像了。還好我在文本素讀的階段已有不少體會，理論也是，只作為討論基礎，或行文中用來強化論證；換句話說，我是經過真正的文本細讀，有發現，有體會，這是我的那些詩之詮釋，還有點價值的原因，爾後結集出書，或再選入其他文集，我必再度自審並且校改，務必使之暢達且讓自己放心。 

多年以後，我指導研究生寫論文以及到許多學校擔任博碩士論文的口試委員，年輕學子所面臨的問題，和我當年其實也差不多，總歸一句話：理論硬套，而且沒幾套。我常常告訴學生，不能排斥理論，然而一旦要用，就得先把它搞清楚，才能用得恰到好處，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資料的全面掌握，特別是所謂「核心資料」（直接討論的對象），一定要瞭如指掌。 

你最近在讀當代的文學及文化理論，讀得非常辛苦，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要有耐心。我很高興你能體會到「理論」的開放性與「實踐」的重要性，前者必須有整體的、本質的理解，後者必須有對話的勇氣、方法以及多元的思維，特別是你提到的生活之實踐。這其實也是一般常談的所謂「知識與生活」的關係：知識是經驗的系統化，要經由生活之用才能彰顯其意義。回到你這一次談的主題上，那不就是：理論是實踐的結果，要通過實踐才有前景可言嗎？ 

我沒看鍾喬編導的戲，無法談論，但很高興你剛看完，便能用來印證你最近的閱讀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