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馮建三本世紀以來，無論是陳水扁、馬英九或蔡英文主政，不管是根據紐約的「自由之家」，或是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我們的新聞自由排序都很前面。最近幾年，相比於日本遭聯合國專員非議、南韓封鎖英國網站，台灣的媒體自由更是可以稱冠亞洲。

但是，我們的媒體自由，特別是電視，並沒有帶給國人們饗宴，表現在「台灣社會信任調查……記者吊車尾」這則報導。雖然引述這個說法讓人不忍。

為什麼吊車尾？跨國比較可以提供線索。

瑞典、挪威、芬蘭與丹麥等國從一九九四年至今，新聞自由的排名也是歐美第一，如同台灣雄霸亞洲；與此同時，「歐洲廣電聯盟」上個月發布的調查顯示，它所調查的二十八個國家，收音機、電視機、報紙與網路所得到的社會信任度，同樣也以北歐國家最高，若以電視為例，它們的得分平均是六十五，遠高於德國的四十二，以及二十八國平均的二十五。

台灣與北歐的傳媒都很自由，但內涵與表現並不相同，造成差異的原因應該很多，先說一個：政府是不是關心媒體，有沒有提出傳播政策。

北歐四國的傳播政策粲然，從平面到電子與網路媒體，他們的政府都有想法與作法，包括近年來領先各國，提出符合數位匯流年代所需要的財政措施，充實其公共服務媒體（PSM）的荷包，從而讓PSM繼續是媒體市場的領頭羊，維持了整體傳媒的平均表現。

我們很不同。一九六七至七三年，教育部文化局曾經積極立法，對傳播政策很有想像。但它的存在僅有六年，其後，接收文化局業務的新聞局，與其說它負責傳播政策，不如說是以國內外宣傳為更重要的職掌，二○一二年成立的文化部還在復甦，沒有讓人感受到它對媒體文化的關注。

一年多前，文化部長鄭麗君就任，未久就宣布要有大公共廣電集團，偏偏不肯提出公視法，即便該草案早就完成多時，僅需微調。公視董事長陳郁秀同樣讓人納悶，既稱歷史大河劇、也說大公廣，曾任文建會主委、也是公視董事數年，卻未將壓箱多載的版本，潤飾後迅速送進文化部。

新聞媒體肩負眾多執掌，監督政府提出好的政策並予以落實，是媒體服務民主最為重要的一項工作。

但是，我們的媒體對於傳播政策的監督，質量不足。最近的例子是，行政院會上周修正了「客家基本法」、本周五（二十三日）「講客廣播電台」將有開播活動。然而似乎僅有U報顯著報導並評論這則新聞。U報值得肯定，但「為德不卒」。U報擔心，即便客家台「未來擬與公視整合」，但「我國公廣集團獨立性飽受質疑；多一個納入……多一個被質疑」；U報又指控「政治綠手伸向媒體。」

永遠質疑政治力與媒體的不正當關係，雖然合理、也是盡責媒體理當保有的認知，但卻不足，也流於消極，特別是在台灣傳媒的自由度領先亞洲，但傳媒表現疲憊的當下。

合適與積極的認知是，媒體收入依靠市場與廣告愈多、依賴志願購買或捐贈愈多，媒體失靈的範圍愈大；政府必需介入傳媒市場，但無法保證成功，敦促有效傳播政策的制訂，減少公權力失靈，必須是媒體自己的職責。U報不妨鼓勵與敦促文化部與公視亡羊補牢，既然改善台灣影音環境，從而豐潤整體文化的進度已經落後，那麼，後出的相關法規，應該轉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