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台北訊】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八千四百名剛從國小畢業的台灣少年，被送到日本東京近郊的「高座海軍工廠」參加飛機製造。他們經歷殘酷戰火、有人慘被炸死，九死一生回到台灣，在台日糾結情感的夾縫中掙扎求生。

這群少年工宛如勵志片的坎坷人生，卻極少在台灣史出現。文史工作者林景淵，二哥也是少年工，他爬梳史料完成新書《望鄉三千里：台灣少年工奮鬥史》。該書的老照片展昨起於台北飛頁書餐廳開幕，四位已是耄耋之年的少年工吳慶松、謝清松、李雪峰、陳鵬仁聚首，看著昔年照片，歡喜又感慨。

二戰末期，日本戰事吃緊，徵兵、徵工的需求蔓延到殖民地。一九四三年起，日本海軍向台灣徵集製造飛機的少年工，祭出「免學費、生活費、半工半讀可取得學歷」的絕佳條件，吸引大批苦無升學機會的國小畢業生報名。

少年工由各校進行遴選，角逐者必須通過身體檢查、筆試與口試，中選者多是班上的前兩名高材生。

踏上日本，這群充滿夢想的高材生，原以為會穿上英挺的學生制服，送來的卻是大人穿破的工作服。當時日本戰事吃緊、人力物力嚴重不足，少年工必須四出奔波支援各機場，一天加班七小時是常態。他們淪為廉價童工，一直「造飛機」到日本投降，被送回台灣。

日本文豪三島由紀夫，從軍時曾與這批少年工相遇，並在《假面的告白》等多部作品中，紀錄他們的身影。

謝清松回憶，當年十三歲的他，「實習」時必須左手拿鐵斬、右手緊握鐵鎚，聽從指導員哨聲猛力敲打，一不小心便敲到自己的手。日本戰敗後，少年工等待船期返鄉。

吳慶松回憶，當時物資短缺，得自己生火煮飯，他學會搭火車到青森買蘋果，賣到東京賺取生活費。

返台後，這批少年工擁有造飛機的精良技術，卻無法大展身手。少年工吳曉汀之子吳楷銘回憶，父親曾告訴他，返台後拿「高座海軍工廠」證書到民航單位求職。對方卻罵他：「這是戰敗國的證書，你還敢拿出來」。

這段艱困的歲月，卻帶給這批台灣少年工勇氣與毅力。已辭世的古道專家楊南郡也是少年工之一。他接受林景淵採訪時表示，少年工的嚴厲訓練，「留給我一生的能量」，他返台後考上台大、登玉山、尋古道，皆靠這股力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