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國有個宰相很愛吃魚，於是，有人給他送魚，但是他都不接受。人問他：「你那麼愛吃魚，為什麼不接受呢？」他回答說：「正因為我愛吃魚，所以不接受；如果接受別人送的魚，也許會因此失掉俸祿，我就會沒魚吃了。我不接受饋贈而保住俸祿，就終身有魚吃了。」這則故事見載於西漢‧劉向《新序‧節土》。

從這則簡短的故事看，鄭相的不受魚，只是為個人的長遠利益打算，他的「不受」，是為「終身食魚」。話說得實實在在，沒有絲毫矯情，沒有半句「我要清正廉潔」的豪言壯語。但是，他比起那些受賄而徇情枉法的貪官卻明智得多。

與這件事異曲同工的還有陶母的故事。南朝‧宋‧劉義《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載：陶侃青年時作魚梁吏，這是管理魚梁（堰水作關孔用以捕魚之處）的小官。他曾經把一罐魚乾送給母親。母親並不因兒子如此敬孝而高興，反而拒絕了。封好魚乾，她交給派來的人帶還給兒子，並回信責備：「你當了官，把官府的東西送給我，這不但對你沒有好處，反而增加了我的憂慮啊！」

陶母憂慮什麼？在她看來，雖然只是區區一罐魚乾，但這也是官府的。你把官府的東西拿來孝敬母親，這不是貪污嗎？貪污會有什麼好下場的呢？陶母豈能不憂？陶母不僅不接受魚，反而寫信教育兒子，這就為兒子築了一道防腐牆，這是多麼清醒的官吏家屬！

陶侃，西晉時任過廣州剌吏，東晉時任征西大將軍，後任荊、江二州剌吏，都督八州諸軍事，他勤政廉明，為後人所稱讚。這與陶母在陶侃年輕作小吏時就築了道防腐牆有關。陶母比起一些為貪官收錢收物的家屬、親人，清醒得多。

我們可以推斷：

鄭相的考慮，是著眼長遠利益，為自己的前途著想，你投我所好，知我嗜魚而送魚，你滿足我的私欲，你必然要我用權力滿足你的私欲，這不危險嗎？

陶母的憂慮，也是著眼長遠利益，是為兒子的前程著想。你當一個小小的魚梁吏，就貪污魚，以後還得了？

往深處想，鄭相不受魚與陶母拒魚，都不是出於什麼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是心存敬畏感，對法律的敬畏。害怕最終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手中一有權，就不可避免地有了腐敗的機會；人，從人性本身來說，都有腐敗的傾向。問題是能否自律。而自律，有道德因素，更來自敬畏感。

文革中有這麼一種流行的說法：「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是對唯物主義的褻瀆。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敬畏感，對什麼都不畏懼，管它國法、黨紀酘酘都不怕，那麼就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制衡的力量，做什麼事也不會負責任，更談不上自律。為官如此，為民也如此。你總得有所敬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