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林縉

時序來到蘇美冷戰下的一九五六年。那年十月的中歐，史達林銅像在布達佩斯的廣場倒下，這場以學生運動起始的匈牙利革命，最後以蘇聯的軍事鎮壓告終。視線拉回亞洲，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五五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明定「北京官話」為「普通話」，隔年頒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全面推行「普通話」。毛澤東進一步提出「雙百方針」：倡議文學藝術和學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過，「大鳴大放」隨之而來的卻是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

海峽另一端，國民黨領導下的台灣於一九五四年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被正式納入冷戰結構的布署，鞏固了戰鬥文藝和反共文學的書寫基調。然而，一九五六年也是台灣電影的關鍵轉折。《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成功帶起了台語片製作的蓬勃發展和商業放映的熱潮，與當時的國語運動以及戰鬥文藝路線為主導的電影製作形成平行對照。

在那個冷戰對峙的壓抑氛圍裡，詩，卻在這塊島嶼上開出綺麗絢爛的花朵。紀弦發起的《現代詩》季刊於一九五三年創刊，接著是覃子豪、鐘鼎文、余光中等人以沙龍形式所組的藍星詩社，以及「創世紀鐵三角」張默、洛夫、瘂弦主編的《創世紀》詩刊。正是那樣一個禁錮肅殺的時代，也是詩藝能量爆發的時代，一位成功中學的少年，以唯一一本詩集在台灣現代詩史上寫下了一個不能忽視的名字——黃荷生。

本名黃根福的黃荷生，一九三八年出生於台北萬華。一九五六年一月，就讀高中的他在美術老師紀弦的號召下成為第一批「現代派」成員，同年十一月自費出版《觸覺生活》，旋即迎來令人費解、不知所云，諸如此類的評論，隨後便湮沒在紀弦「現代派六大信條」所觸發一連串關於現代詩語言論戰的硝煙之中。紀弦當時備受爭議的「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今日看來似乎並不離經叛道，各方交鋒亦存在折衷迴旋的空間（比方深受古典中文薰陶的鄭愁予就曾自況他的詩幾乎都符合現代派的六大主張）。如論者已然點出的，紀弦和現代派諸多層面上其實「縱的」繼承了一九三○年代台灣經由日本翻譯的現代主義（楊熾昌為首的風車詩社），以及中國以上海文壇為中心的現代派（包含象徵主義和新感覺派）。

在此背景下，黃荷生的可貴之處便在於他以詩語言的實驗和探索，深化甚至拓展了紀弦宣言式信條的縫隙和未竟之處。最被詩評家關注的「門的觸覺」系列，以數理語彙和辯證句式重新「觸碰」新感覺派對於感官的探測摸索。例如開篇「門被開啟」那瞬間的凝鍊逼視與語言微分，電影式的特寫聚焦輔以知性的抽象剖析，將視覺現代性和啟蒙現代性兩條軸線緊密結合。

進一步說，整本《觸覺生活》看似曖昧抽象的詩句，背後彷彿存在著如〈門的觸覺（一）〉所透露的「那些問句」、「否定的片語」為軸線相連貫串。例如，〈位置問題〉系列中藉一連串假設性句法（「如果是……」、「要是……」）對「自然」、「罪惡」等概念提出叩問，卻馬上翻轉前面預設的邏輯：「我只是個裂折的向量／如果是你否定」；「要是有我／這世界／將屬於你們」。又如〈復活（三）〉開頭說道：「我深深／懷疑／一個觀念的宇宙」，並將「我」定錨為宇宙中的一個「位置」、「存在」、「聲音」，卻又在結尾對這樣的自我再次推翻：「我祇是那聲音／而我——深深懷疑」。似乎只有透過這般曲折反覆的質問拆解，才足以逼現「復活」的瞬間。〈復活（四）〉：「在遙想的霧裡／有一個男子——／終將誕生」。

這樣帶有懷疑論色彩、辯證式的解構並再度建構，並非全然源自幽冥的抽象界域，而是以詩人對哲學純粹熱情的心靈為基礎。黃荷生回憶當時的自己「曾經廣泛的閱讀一些有關文學與哲學的書籍……整天浸淫在詩的領域之中，即使是在教室上課，有時腦子裡想的也是詩」。他還出版過一本《西洋哲學家的智慧》（一九七○），摘錄了從蘇格拉底以降共二十多位哲人的吉光片羽，從他精挑細選的字句中推敲，似能窺探出些許接近詩人詩語言的線索。前言引述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的話語：「哲學應該是『人』的工作」。這大概是詩人乍看剛硬知性的詩句，最溫厚的抒情底蘊。

《觸覺生活》問世後黃荷生曾接手《現代詩》編務，兩年間陸續將詩作發表於香港《文藝新潮》，亦曾加入「笠詩社」。政大畢業後投入出版業，「離開了詩的王國」。詩人描述，《觸覺生活》是「在某一未知的方位（並沒有方向）所分離出來的，我之投影的某一部份罷了」。這個短暫的投影卻在詩的版圖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猶如〈未來和我（一）〉中（彷彿是黃荷生詩所分生出）的弟弟，在一九五六年，以空前絕後的姿態，指向一個不斷變動的，「比例和比例的，宇宙的新擴拓」——台灣現代詩的「未來」。•

【關於作者】

蔡林縉，台中人。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現代文學研究所碩士。目前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博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