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純昌 圖／中影提供

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因應上映二十五周年出了修復版，重新在電影院裡與影迷見面。這部電影在台灣電影史上意義重大，真實地呈現了六十年代的台灣，又不僅止於此，在四個小時的電影中，我們看到一個少年的世界崩塌的過程，同時也是台灣一整個時代的扭曲與創傷不斷疊加而無限坍毀的過程。

猶如片頭浮現的字卡所描寫的，一九四九年遷居來台的外省人，並非全部處在壓迫者的一方，絕大多數其實是處在對前途未知與惶恐中的狀態，在生活中掙扎的，他們同樣被黨國體制的白色恐怖所壟罩著，甚至受困在台灣無處可去的絕望感，下一代的年輕人成群結幫，以逞凶鬥狠來掩飾自己對世界茫然的不安，這是一種男性氣慨的矛盾心態，在群體中立足必須透過被其他人認同的方式達成。

只得屈服權威之下

故事描述資優生小四考試失利被分發進建中夜間部，加入了地方的幫派「小公園」，其中老大HONEY為了女友小明殺害二一七幫的老大後潛逃南部，小四喜歡上小明，卻也捲入不同勢力間的鬥爭，而後在一場演唱會中二一七新老大山東將HONEY殺害，萬華的流氓以復仇名義將二一七幫眾全部殺害。

在同一個夜晚，小四的父親被帶至情報單位審訊，回來後成為一個沒有理想的公務人員。小四在理想人物一一消逝中，又得知心儀對象其實周旋於眾多男子之間，失望幻滅之餘將小明刺殺。

電影中運用了許多光與影的交錯，意味著小四對理想與光明的追求與好奇，但就像他畏光的近視，太過強烈的光反而讓人看不清現實，而整部片多在黑夜中的場景，以及小四偷來的手電筒，暗喻著當時人們在黑暗中摸索的希望，以及對於光天化日之下卻又在威權體制下無所遁形的絕望。

小四父親在經過多次的審訊後，最後一次的凌晨，卻說著：「快了快了，很快就寫好了，再給我一點時間。」象徵的是他完全的放棄了理想，完全向情報單位交出自己的忠誠，屈服在權威之下，對過去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理想的完全潰敗，國民黨政府對台灣左翼與共產思想斬除的不餘遺力，對於如小四父親一般耿直的低階公務員也不放過。

變成有出息的人？

電影後半段著重於小四的轉變，他對於父親潰散後的無自尊，滑頭的完全換了一個人，變成奮發向學的青年，小明被好友小馬把走，幾個重要的男性形象對他的背叛，使得他開始塑造理想中的男性形象，「變成一個有出息的人」，但這個形象並非主流社會價值認可的事業、社會地位，而是他過去在幫派裡學習到的粗話、逞凶鬥狠，更試著與滑頭、過去的女友小翠交往。當他將從片場偷來的手電筒還回，換成了小刀時，小四徹底走上他心目中的「不被瞧不起」的形象，也就是勢必會被國家／社會這個更大的父親形象所斲傷的理想性形象：充滿理想光輝的前大哥HONEY，以及尚未被白色恐怖噤聲的父親，他確實更像個男人了，但那有什麼用呢？

小明則扮演一個少年在成長過程中確立自我的對象，小四情不自禁被小明吸引，但這是透過，小明作為HONEY為之殺害幫派老大的女友，這樣的意義，結合少年對少女的追求（從他們的「打KISS，泡MISS」可以看出，少年們對女性想追又怕被同儕瞧不起的心態），透露的是小四亟欲掌握自己對世界的控制欲，小四說：「只有我可以幫助你」，其實說的是，少年對於整個世界的未知與恐懼，必須透過「幫助別人」來確立自己的價值，而當小明說出，「我就像這個世界一樣，不會被你所改變的！」戳破了小四對掌握自己命運可能性的想像，悲劇就不得不發生了。

這呼應了片頭所點出的，包括第一代遷台的外省人，以及結幫成派的第二代所不斷面對的未知與茫然，整個在黨國體制與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下無所憑依的悲劇，人生沒有什麼是可以自己掌握的，當你露出一點點的希望，社會的現實會無情而殘酷的打醒、或是毀滅一個人。毀滅不一定是死去，而是變成沒有思考的順民，如果不願意，就只有瘋狂的結局。

導演楊德昌並不直接批判威權體制或其他，而是透過渺小而毀滅的個人，讓我們看到最堅固的永遠是社會體制。要經過幾十年的時間，人們才開始看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