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珊

蘇東坡《東坡志林》記王澤論曹劉之澤，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蘇東坡認同王彭評價曹操為小人，劉備為君子的說法，是由於蘇王二氏的觀點明顯受到了晉習鑿齒《漢晉春秋》所鼓吹的「正統論」之影響，是書「起漢光武，終晉湣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

習鑿齒的「正統論」，是承襲袁宏《後漢紀》所提倡的「弘敷王道」理論來闡述的。袁宏認為曹操曹丕父子倆「假人之器，乘人之權，既而以為己有，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子所恥也。」又云：「漢茍未亡，則魏不可取」。故，袁宏主張蜀漢為正統，當以宗法血統為準，以此來維護君臣之道，這就暴露了《後漢紀》的主旨，即名教觀；名教的根本所在，就是為了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優越性而存在的。

袁宏以名教觀點編纂東漢史，在該編年體中強調君臣之禮，在當時有特別的用意。其時正逢東晉權臣桓溫權勢通天之際，桓氏有心奪取帝位，漢魏禪讓的政治角逐將會歷史再現；因此，袁宏攻擊抹黑曹操，其實是排斥桓溫，妄圖借用人言來壓制桓溫的稱帝野心。

我們知道，蘇東坡生活在北宋中期，北宋王朝正發生劇烈的社會變動：在軍事上受到遼國西夏的壓迫，在政治上也變得低人一等，廉恥喪盡。所以，蘇東坡、王彭持袁宏以及習鑿齒的「正統論」，其實是為了替北宋正名。

蘇東坡與王彭之所以捧劉備為君子，乃劉氏為漢室所出。蜀漢之所以為正統，是由文化血統所決定的，此點決不容抹殺。因此，北宋作為中華大地的合法政權是毋庸置疑的，故為君也；北宋既為君，天無二日，人無二王，遼國西夏等應守臣之禮也。

北宋雖積弱，但「茍未亡」，則，遼國西夏「不可取」；若違君臣之禮，則「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子所恥也」。既被君子所恥，當為小人，為世俗所鄙棄。此為北宋士大夫對外敵的輿論攻擊手段，可謂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