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邱立本

香港的命運總是和台灣比較。新竹清華大學教授楊儒賓最近在香港書展演講，介紹他去年的力作《一九四九禮讚》，指出台灣其實是一九四九的最大受益者，顛覆長期以來一九四九在台灣只是屈辱代名詞的論述，也在現實上針對台灣近年來「去中國化」的逆流，予以理論上的解構。他這本書獲評選為二○一五年《亞洲周刊》十大好書之一，廣受全球華人的重視。

楊儒賓認為台灣吸納了中國大陸歷史上所有的精華部分，創造了台灣的種種文化上的軟實力，指出如果台灣沒有故宮、張大千、于右任、胡適、雷震、殷海光、牟宗三、錢穆等文化的傳承，沒有新一代如李安、侯孝賢等「外省人」在台灣所創造的「新本土」，台灣今天的軟實力就會大打折扣。他的論述對台灣「本土為名、台獨為實」的政治，毋寧是當頭棒喝。而意外地，對於香港人來說，說台灣是一九四九的受益者，以及「納中華入台灣」的論述，都刺激香港人思考，發現香港其實也是一九四九的受益者。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香港就不會出現那麼多來自長三角和中原的資金與人才，那些在黃埔灘頭的大亨和技術官僚，就不會出現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從錢穆到唐君毅到牟宗三，就不會參與創辦新亞書院，成為今日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當然，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年的政權易手，在上海追求電影夢想的邵逸夫，就不會攜巨資來到香港，開創了邵氏影業公司的一代霸業，造就了凌波、林黛等天皇巨星，發現了李翰祥、胡金銓等天才導演，改寫了華文電影的歷史。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董浩雲就不會來到香港，發展涵蓋全球的船運業務，也不會培育了他的兒子董建華，最終成為香港回歸後的第一任特首。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徐復觀就不會來到香港，創辦了他的《民主評論》，站在國民黨的立場，對蔣介石的獨裁提出知識分子的批評，奠下了台灣黨外運動的基礎。

當然，如果沒有一九四九，香港就不會有司馬長風、胡菊人、陳特、林悅恒等知識分子，創辦了《中國學生週報》、《大學生活》等青年刊物，影響了一代年輕人。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就不會有李嘉誠從潮汕來到香港，白手興家，開創了一個企業帝國，成為香港的首富，也在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香港就不會有蔣震等來自大陸的實業家，在香港開辦工廠，推動輕工業，造就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經濟繁榮。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香港就不會出現來自浙江的金庸與來自廣西的梁羽生，寫下《射雕英雄傳》及《七劍下天山》等幾十部武俠小說，讓武林的刀光劍影，成為文化中華的傳奇，影響了全球華人。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就不會有來自中國五湖四海的作家，在香港「島嶼寫作」中，寫出如徐速的《星星月亮與太陽》與出版徐訏《風蕭蕭》等作品，並且拍成了電影和電視劇，對「抗戰史」加以普及化。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張愛玲最後不會從上海再來香港，在這兒寫下《秧歌》與《赤地之戀》等重要小說，也從這島嶼航向美利堅，與胡適及夏志清等人邂逅，最終在中國文學史上，與魯迅爭奪文學的詮釋權力，成為歷史的一頁傳奇。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香港就不會有如此多元化的文化發展，也不會在回歸前後躍升為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展示它的「東方明珠」魅力。

如果沒有一九四九，香港就不會有這樣的機緣，在一個中西交匯的洪流中，承載對中國命運承擔的責任。這是歷史的意外，也是歷史的必然。楊儒賓在論述台灣的一九四九的歷史拐點的時刻，也刺激香港人思考，沒有一九四九的香港，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時代風貌。

也就是在這蕩氣迴腸的劇情中，香港不僅只有《香江花月夜》的華麗，也有《虎山行》的喧囂，更有《哈姆雷特》的懸念。

香港這城市的性格，就在華麗、喧囂與歷史的懸念中迴旋前進，驀然回首，發現今日的一切，早已在一九四九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