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

在陰暗的牢房裡，年近半百的詩人想像著自己和李白是莫逆之交，經常在一起飲酒作詩，到海上撈月亮。他的幻想世界裡，也跳躍著許許多多其他的臉孔，有他最欣賞的歷史人物，有萍水相逢的市井小民，也有純屬虛構的假想朋友，陪伴著以「叛國罪」身陷囹圄的他，度過前途未卜、如坐針氈的每一天。

二十五年後，詩人的五千六百位「同窗好友」，栩栩如生地出現在長達三十卷的敘事詩集《萬人譜》裡，藉由別人的故事拼湊著韓國與世界在悠悠歲月中的軌跡。

詩人的詩有濃厚的意識形態，韓國人不一定讀過他的詩，但對他的大名並不陌生，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讓他在文壇上閃閃發亮。不過只要聊到這個話題，原本談笑風生的老頑童馬上臉色一沉，就連為什麼反感也不屑解釋。他波濤洶湧的人生，猶如近代韓國的縮影，也像是塔羅牌裡的「正義」，多年來不屈不撓地推動著韓國的民運。

詩人出生於日治時代，先後歷經過二戰與韓戰，尤其是後者，在他心中畫下一道無可磨滅的創傷。年少的他，目睹了家園被砲轟成廢墟、親友變成冷冰冰的屍體，死神猶如背後靈般陰魂不散地追著他跑，將他的精神狀態推向痛苦的深淵。

有一天，詩人在路上巧遇一位出家人，猶如磁鐵般強力地將他吸過去，然而出家參禪的僧侶生活並沒有讓他的心靈獲得真正的平靜。十年之後，詩人終究還是還俗了，他依然被死亡的恐懼追逐，經常失眠、酗酒，甚至多次企圖輕生，早期的詩風透露著他對於當時社會的絕望感。

一九七○年代的韓國處於獨裁政權，有一天詩人在報紙上看到勞工領袖為爭取勞動者權利而自焚的事件，猶如當頭棒喝般將他狠狠敲醒，開始改變詩路，全心投入民主運動。批判性的政治詩歌導致他四度羈獄，卻反而讓他原本脆弱的心愈挫愈勇。

「文學表面上誕生於作家的個室裡，但若要讓它體現真實，詩人必須跳入社會底層，加入勞苦大眾濡沫涸轍的戰場，把現實生活徹底加以內化。」這句話是詩人的名言，也印證了他的曲折人生始終與韓國的民主發展相繫在一起。

多年前的某個午後，在首爾的一間咖啡廳裡，背桿挺直、戴著一頂帥氣牛仔帽的詩人，神采奕奕地回首將近八十載的傳奇人生。當時我剛好出差到韓國做採訪，偶然得知詩人的聯絡方式，心想碰碰運氣聯絡看看，沒想到對方竟也爽快地答應，讓我感受到詩人的豪邁與友善。

冬天的陽光少了溫度卻不失明亮，望著詩人在茫茫人海中漸行漸遠的高大身影，一張張擦身而過的臉孔讓我想起他的《萬人譜》。憤世嫉俗而輕生的少年、激進的民運人士都過去了，如今他是韓國文壇上德高望重的大作家，如同韓國早已脫離飽受侵略的悲情小國，躍升成為亞洲的經濟先鋒，近年來更憑著流行文化席捲全球。

位處於中國大陸、俄羅斯與日本之間的朝鮮半島，自古以來必須在三大強權的夾縫中求生存，二戰後又多了來自海外的勢力，然而坎坷的歷史不曾讓韓國向命運低頭，反而愈挫愈勇，團結一致地在險境中茁壯。

有人說，二戰迄今，韓國與台灣的命運其實形似「兄弟」，從美軍扶植、獨裁政權到民主社會的過程都很雷同，不知是不是因為相似度愈高，比較與競爭的心態自然也愈加強烈，許多人似乎對於韓國這位好勝的「兄弟」持有負面的觀感。

如果你對於韓國人的印象是爭強鬥勝，韓國人不但不會否認，或許還會振振有詞地說出一番「想要成功，當然要據理力爭」的大道理。曾經就有一位儒學教授以「仁義」二字來解釋韓國人爭強好勝的民族性──「仁」是韓國家庭觀與國家觀的基礎，而「義」則是一種矯正社會的手段，所以有理的爭辯也可以是一種「義」的表 現。

如果按照這種解讀，那麼詩人的反獨裁，或許也是一種「義」的表現，如同塔羅牌裡的「正義」，天秤的兩端必然斤斤計較，是非對錯自有公論。

──摘自《跟著愚者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