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宗懋（文史工作者）

最近細讀慧開法師所撰《三論死刑判決與存廢問題》，感觸極深！近來悲慘刑案，法官以「有教化可能」輕判凶殘犯人，漠視被害人悲慘遭遇。法官對加害者的同理心遠超過被害者，與社會徹底相反，深深傷害了民眾對法官的信任。

為何如此呢？近年我因家庭悲劇，面對連串官司，深有體會。五年前，我的三姐被人撞倒腦部重傷，昏迷不醒。她與先生長年分居台北高雄兩地，婚姻僅為形式，事發兩天後，姐夫得知消息趕到台北，兩周後不願意再支付醫藥費，拋下妻子，不告而別，也不追究肇事者，我和妻子別無選擇，只能扛起責任。

當時，我父親已臥病四年，進入昏迷狀態，家中兩人昏迷，無論是財務和精神上，都是我一生最悲慘的日子。在家人支持下，我和姐夫爭取成為三姐的監護人。法官裁定我擔任監護人，由姐夫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意思是由我來擔任監護人，姐夫擔任監護工作的財務監督人。

接下來，姐夫不斷對我提告，一下說我侵占瓦斯費、水電費，一下又要求由民間會計來核算，儘管法官都駁回了，但還是要我提交監護報告。如此，我一方面要照顧三姐，與肇事者打官司，另一方面還要應付姐夫的各種提告，疲憊不堪！

最糟的是，三姐已是植物人，無法自主表達，姐夫得以配偶名義，不斷提告，並輕易獲得程序認可。最近一次是他要求閱覽監護報告，法院經過二審，同意姐夫閱覽、拍攝三姐的監護報告，包括她個人醫療隱私的資料。

這件事對我們全家震撼很大！對一般人而言，一個男人拋棄妻子，不斷地干擾妻子的照顧工作，並在妻子仍在世時，以「財產繼承人」要求「監督」，心性極為殘忍！

但法官並不努力理解真實的倫理情境，儘管我們全部家屬簽署了共同證詞，提出過去五年姐夫傷害妻子、假造文件和干擾監護工作的種種事實，並說明讓加害者擁有監督的權力，等於是再送給他一把刀子。

然而，二審雖稱三位法官合議，但調查庭只有簡短五分鐘，三位法官都是從既有概念和表面文書來裁定，漠視家庭倫理悲劇中真實的痛苦情境。既然我們一家都反對姐夫，法官就好像只能賦予姐夫「平衡監督的權力」，否則好像太「偏袒」我們了。

我驚訝地發現，法官把被害人和加害人放在同一道德水準，並試圖平衡，客觀上自然就偏向加害人，造成被害人更深刻的痛苦。在刑案中，這就意味著輕放性侵犯和暴力犯，造成了更多無辜的人受害。法官無需承擔錯誤判決的後果，代價是由無辜的被害者來付出的。

得到一個結論，法官並沒有加害與被害的深刻意識，而是習慣性地把兩方當成「衝突的兩造」，並試圖扮演「公平」的角色，被害人和家屬以及社會的悲憤，法官可能看成「對司法的壓力」，而加害者在法庭上通常是一副無害的模樣，於是一種怪異的感覺出來，法官反而把加害人當成受害人了，是非公理整個顛倒了，這無疑是扭曲的良知！

判決結果實質等於是在受害人的背後，再補上一拳。這種扭曲的良知鼓勵了加害者更加膽大妄為，無形中又激勵了新的加害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