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北地院行政法庭法院針對去年太陽花學運，警察執行占領行政院驅離行動中，以警棍擊傷民眾，判決台北市政府負責國家賠償三十萬元。

幾天前，台北高等法院針對四年前一名警員執勤時，與另一輛機車發生擦撞，造成後座乘客頭部受傷，北投警分局被判國賠一百八十三萬元。

兩案判決後，一位基層員警發出這樣的慨歎：「爾後驅離（抗議群眾）時做做樣子就好……。歹徒開車逃逸，在後面鳴警報器就好……。此消彼長，警察弱勢，犯罪勢力會更茁壯……。」

在三二四驅離行動的判決指出，「無論如何，均不應持硬質的警棍朝其（抗議群眾）頭部揮擊。」這樣的說法，乍看頗有道理，也符合警械使用條例規定，當警察使用強制力時，一定要嚴守兩個原則：最小程度強制力與比例原則。

這不僅是台灣的法律規定，國際間對於警察使用強制力，也有類似規範，期望警察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社會安定時，不可違反法律的程序正義，要尊重人權。

但是所有的法治國家，都給予依法執勤的警察，合理的自由裁量與保障，亦即在判斷警察的使用警（槍）械，有無踰越合理或必要程度時，須要以客觀合理標準評價，警察執法當時所察知的全般情況。

換句話說，就是從一個身歷其境的理性警察的觀點，判斷特定強制力的行使是否合理必要。

警械使用條例，授權現場的警察臨場判斷生命有無受到危害之虞，但長坐冷氣房裡的法官們，根本無法同理現場的壓力。

過去我們也經常看到法官在裁判書中寫出「已有優勢警力，何須使用強制力（槍械）？」或「第一槍既已擊中，何須再開第二、第三槍？」的說法，做為判決警察有罪的依據，是無知，還是偏見？

無怪乎，不少法界人士希望法官親身經歷槍戰現場，或加入自由格鬥或手槍實彈射擊等課程，了解「應該敲手，何以打頭」、「一槍擊中，何須再發」等假設，在實際的狀況中何以生變？

要能夠符合法官期待，真需要神一樣的警察！

葉毓蘭（桃園市／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