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間，去了趟寧波，參加中央美院潘公凱院長所主持的「現代性：思想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大多為藝術界的朋友，也有些是現代思想的研究者，以及文化評論者，提稱的議題是「中國美術的現代之路」。其實，整個大會討論下來，不只於此，應可以說是從中國美術的現代之路，尋求一更為基進的、根源的探討。由中國美術在現代發展的歷程裡，關聯到整個政治經濟發展、歷史社會變遷，來重新審視「現代性」（modernity）這個詞的可能界域、範圍以及義涵。

會議話題圍繞著潘公凱這些年來的主題計畫成果「中國現代美術之路」，潘氏企圖從現代性問題切入廿世紀中國現代美術，並以人類未來視野對現代性重新理解，而認定現代性是一鏈鎖突變的鏈式傳遞。「現代性」有其「原發」者，也有其「繼發」者，有其「先發」者，也有其「後發」者。在這強勢的「植入」與「應對」的歷程裡，其間免不了有一人「自覺」的成分在。潘氏即以此「自覺」做為中國現代美術之路在後發、繼發的現代性下的重要標幟。

潘氏概括中國現代美術之路有「傳統主義、融合主義、西方主義、大眾主義」四個向度，他率領的團隊作了相當多的史料蒐集、分析闡釋，以及歸納重建。其實，他是想經由一美術（文化）史的深入研究，來重新界定「現代性」的義涵，進一步，想藉此打破目前已被界定的「現代性」。因為目前為世所熟知的「現代性」是在西方文化霸權所定義下的現代性，但我們常不自知的認為就是這樣，而且只「是」這樣，只「該」、只「能」是這樣。對比論之，它其實「不是」這樣，「不該」這樣，也「不能只是」這樣。

當然，將中國美術的現代之路所概括的「傳統主義、融合主義、西方主義、大眾主義」，進一步來闡釋所謂的「繼發的現代性」，這很有商榷餘地。它當然與目前所說的「現代性」南轅北轍，但這並不表示潘氏的提法完全沒意義。相反地，潘氏的提法是值得反省的，就好像數十年來我習慣於干支紀年，並加上孔子紀元，這樣紀年與現在所謂的「公元」（其實是西元，是耶穌紀元）當然不同。其不同是基準不同，並不是我的紀元方式是錯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都只是「不同」、「差異」，並不是誰對、誰錯，更不能被視為「異端」。我們該在寬廣的天地裡包容差異，而不是在話語的霸權下，指責弱勢的一方為異端。做為弱勢者更不應該屈膝認為自己就是異端。

顯然地，潘公凱提出的「現代性」議題充滿著爭議性，但卻是嚴肅的，有嶄新的論述空間；對比於西方的現代性，它不是異端，而是差異。面對西方文化霸權，我們可能須要常想著可能不是這樣、不該這樣，當然很多論點「不能只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