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廣才

「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主人是唸「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賴著不走的客人唸「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

古代中文沒有標點，既不好讀，語意也會有出入。傳說發明標點的人，是二千二百多年前，一個叫亞里士多芬（Aristophanes）的文法家。不是亞里士多德喔！後來到了公元一千五百年，威尼斯有個出版家，亞道斯．曼紐斯亞士（Aldus Manutius）加以改良，製作成今天常用的標點符號。

那中文呢？宋朝大詩人黃庭堅有回在家養病，閱讀文章，覺得沒有「斷句」的符號，很不好讀……他想到佛經裡用「。」來形容圓滿、完整……所以如果畫個小圈圈，表示「完整一句」，那可方便多了。句號就此誕生。黃庭堅有一首詩：「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覓「句」指的就是尋覓句號，石破天驚吧！逗號、頓號也是出於黃庭堅之手。但並沒有被廣泛使用，中國的書籍印刷也沒有標點符號。

一九一九年一月，胡適提出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二月二日，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第一次正式使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符號」的「新書」。

同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學習西方通用的標點符號，加上中國原有的句號、逗號、頓號，制定十二種符號，由教育部頒行全國。

胡適的貢獻不只標點符號，更偉大的是「白話文」。

他的一篇文章掀起一場運動，改變了一個古老的文化。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胡適，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想不到引起中國新文學運動。

一九一七年胡適拿到博士學位，回到中國，在北京大學教書，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積極推動白話文的文學革命，認為「死文字絕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贊成與反對兩派，各以白話文和文言文進行論戰，雙方火力全開，非拼個死活不可。

有一次胡適在講課時，大力讚美白話文的優點，有一位同學不服氣，起身問胡適：「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沒有絲毫的缺點嗎？」「沒有。」胡適露出招牌的嬰兒微笑。「肯定是有的！白話文語言不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

「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祕書。我不願從政，決定不去，為這件事我復電拒絕。復電是用白話文寫的，看來也很省字。請同學們根據我這一意願，用文言文編寫一則復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字，還是文言文省字？」（上）

（作者為格林文化出版社發行人、本文摘自《今天：366天，每天打開一道門》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