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友人都知道我曾為柏楊先生做過許多事，包括上世紀八○年代協助他編文學年鑑、新華選集，撰寫析論柏楊小說的專著；九○年代和港大黎活仁教授等在香港合辦有關柏楊的國際會議；以至於本世紀初，主編柏楊全集、主辦柏楊文學史學思想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可以這麼說，只要是柏老的事，我義無反顧。就這樣，媒體製作或專訪柏楊，常會找我發表看法；他的重要活動，我也很少缺席。

最近幾年，偶有長輩迂迴質疑我做得太過，特別是二○○三年全集出齊，我主持的國際會議舉行之際，一位柏老舊友，也是我素所尊敬的長者，在電話中責我以「大義」，足足批評柏老半個鐘頭。我素不喜拂逆長輩，只聽不應，但我並不同意他的看法，柏老當年因言賈禍，十年身陷囹圄，可以說走過死蔭幽谷，那不是他罪有應得，而是被迫害；解嚴以來，柏老逐漸享有比較多的來自於官方的尊榮；民進黨執政，柏楊成為總統府有給職資政，獲行政院頒贈文化獎。我在二○○三年所主持的國際會議，即是這個獎的後續活動。

我認為台灣應發展出良性互動的兩黨政治，公元二○○○年的政黨輪替對台灣來說是個機會。但幾年下來，我越來越不喜歡這個執政當局，尤其是一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他們距離我的理想太遠。但在對待柏楊的態度上，民進黨可說頗為尊崇，當然可能是藉此反證前朝之不善待柏楊，但實際上讓柏楊在推動人權上獲得相當程度的助力；設身處地，我完全可以理解柏楊的選擇，更何況也未曾聽聞他有過阿諛權貴之辭，借力使力之所為，主要還在文化與人權。

然而，我敬愛的柏老也就日愈衰老了；以前常給我打電話的柏老，終於不再來電了。就這樣，疏遠了許多，但覺得也還正常，只心裡懸掛著。最近，柏楊手稿、文物等萬餘件無償捐贈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新聞報得很大，「扼腕」、「不捨」之意非常明顯。柏楊畢竟沒把那樣豐盛的文化資產留在台灣，他在健在時出版自己的全集，在老病之際為他一生的心血找一個他自己相對比較放心的地方典藏，我約略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和想法。朋友問我的意見，我能說些什麼呢？選擇的本身是一種價值的判斷，當執政當局以所謂轉型正義來美化其偏執、包裝其企圖，熟讀中國歷史、了解時代興衰及知識分子如何對應外在環境的柏楊，在他人生的最後階段，用這樣的抉擇回應了台灣的現實。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