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欣

林阿公九十幾歲了，十年前因為中風，身體狀況非常差，子女為了讓阿公留在家裡好好生活，只好請來外籍看護安蒂幫忙。在安蒂的悉心照料下，阿公身體狀況一直維持得不錯，子女們總算可以放心外出工作，共同分攤照顧阿公的責任，大家像家人一樣相處融洽。

但由於安蒂在台服務的年限已滿（法令限制外籍看護工不得超過十二年），無法繼續照顧阿公，全家人頓時陷入愁雲慘霧，撇開分離的失落與感傷不說，更怕新聘的外勞會讓阿公難以適應。從接受自己不再能自理的事實，到願意依賴他人照顧、信賴安蒂，把她當作自己的孫女來疼愛。

如果安蒂走了，阿公要怎麼辦？阿公的身體愈來愈虛弱，連最親近的安蒂也要離去，這是連安蒂也不忍的事。但為什麼法律訂出這樣的限制，看不見百姓最真切的需求，卻只帶來拆散、分裂和傷害？

早期設下工作年限的限制是為了避免「變相移民」，但早在民國九十六年就已修法免去這樣的疑慮，為何政府迄今仍不願意廢除年限規定呢？事實是，修法工程浩大，許多利益團體奔走在各個黨團、委員之間，甚至走上街頭抗議，談何容易。真正承受壓力的失能家庭又整日被困在各種壓力當中，早已耗盡氣力，哪有餘裕上街抗議談修法？三年前有陳長文律師以一位「極重度身障兒子的父親」身分大聲疾呼，好不容易換來延長三年的「恩惠」，其他失能家庭又怎能期待他們的聲音能被聽見？

林阿公與安蒂的故事不是少數個案，是許多家庭共同的心聲，除了長久建立的關係與情感羈絆，從實務的角度來看，放寬或取消年限更有其他顯而易見的好處。例如，失能家庭可以省去重新教導外勞的心力，免除重新引進外勞所產生的空窗期，讓家人能放心去上班，不必面對是否要放棄工作的兩難與掙扎。

再從外勞權益的角度來看，他們離鄉背井到陌生的國度工作謀生，身心靈各方面都受到煎熬與挑戰，還要支付各樣龐大的費用。而我國所訂的工作年限更好似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時常是引發其鋌而走險逃跑的原因，對社會的安定更無好處。

根據勞動部統計，有近九成的外勞在台工作期間不超過六年，而真正被雇主留下來，且願意繼續工作的僅占少數。「是否繼續在台工作服務」是外勞自由選擇的權利，國家在綜合各方考量後，應予以尊重。我國政府連爭取優質照顧者留下都來不及了，還反過來立法強制這些與失能家庭具有默契、熟悉我國文化及語言的優質外籍看護離開、不准再來台工作。政府的思惟實在難解，仍渾然未覺我國在全球化的人才競逐中早已失去先機，被視為極度缺乏人才的國家。

或有反對者認為延長或取消工作年限將出現替代性的效果，違反補充性原則；同時會讓雇主過度依賴外勞，影響國人就業。

但事實上延長或取消年限並不會增加外勞人數，因為雇主本來就有資格聘請外勞；且長期在台工作的外勞相對較穩定，反而可以降低引進外勞產生的社會成本。

此刻，雖然只有二千五百個家庭即將面臨上述困境，但當中的任何一個家庭失能，都會造成集體社會的痛苦與國家競爭力的削減。希望政府能務實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讓這看不見的代價成為過去，從今開始還給人民一個能活出希望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