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伯謙

佛法傳來中國，一是經由陸路從西域來到中國，如《高僧傳．攝摩騰傳》云：「（攝摩騰）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漢）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另一是經由海路，從越南傳來，如《高僧傳．康僧會傳》云；「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終，至孝服畢出家……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

北魏鮮卑拓跋部是興起於大興安嶺的游牧民族，西元三八六年，拓跋珪在盛樂（今內蒙自治區和林格爾縣北）重建代國，至天興元年（三九八），定國號為「魏」，隨即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正式開啟北魏佛教時代，其疆域位在中國北方，因此佛法是由陸路輸入。

《魏書．釋老志》說：「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天興元年並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因此法琳在《辯正論．十代奉佛篇》中推崇他：「以雄傑之深姿，包大君之雅量，克平朔野，奄有中州，大啟龍光，潛被日用。」

北朝佛教的興盛，與五胡十六國的君主竭誠信仰相關。

《高僧傳．道安傳》中記載，得到前秦苻堅敬重的道安法師謂徒眾：「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是在動盪時代，宗教必須依傍國家威權的總評。

道安法師的師父佛圖澄也是弘化一方的高僧，《高僧傳．佛圖澄傳》記載他調伏暴虐濫殺的石勒、石虎叔姪二人能稍收斂，後趙因佛圖澄而佛法大行，當時出家者眾，石虎故命中書省詳議，中書著作郎王度、中書令王波却以為「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奏請不准百姓出家及到寺燒香禮拜，說：「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

此華夷之論，反而讓身為羯族的石虎自省並非漢人，於是下書曰：「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這正是政治與信仰交互牽纏的顯例。

繼石氏「後趙」而起，有氐族建立的「前秦」、羌族建立的「後秦」、鮮卑建立的「西秦」、匈奴建立的「北涼」諸國，其君主全都虔誠奉佛，並以國家力量襄贊譯經事業，今在隋唐經錄尚屢屢可見《前秦錄》、《後秦錄》、《西秦錄》、《北涼錄》等。

佛教文化的輸入，興造寺塔、傳譯三藏、捨施說法，固然跟胡主認為可以祈求福報有關，而透過胡漢信仰的一致，當然也有助於調和華夷之風，北魏道武帝正是在軍伍征伐中，受到潛移默化，選擇信仰佛教。

道武帝禮請戒行精嚴的趙郡沙門法果到京師擔任道人統，法果常說皇帝明叡好道，是當今如來，沙門應盡禮致拜，並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這是將道安強調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更推進一步，使王權與宗教緊密結合，產生「皇帝即如來」的政治宗教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