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在世紀之交，我有兩次大陸之行是和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等前輩同行，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初前往北京，參加黃春明新書發表會暨研討會；一次是二○○○年八月前往蘇州，參加「台灣文學思潮一九四五｜一九四九」研討會。主辦方都是中國作協，我們受到殷切的接待。

我讀陳黃小說甚早，陳映真且是我最初試寫小說評論的對象，但見面已是一九八○年代中期，我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盧瑋鑾教授來台開會，陳映真來看她，我沒和他多談，比較能有機會談話已是兩次大陸之行，但那時的陳映真，想的都是國家民族統一的大問題了；黃春明認識得極早，那是一九七○年代中期，我在華岡讀中文研究所碩士班，在新創業不久的遠流出版社幫點小忙，黃春明那時已出版了他最初的幾本小說，正好在幫遠流製作「我們的動物園」，我請他上華岡演講，也就是那一夜，我初識我妻錦郁，稍後我送給錦郁的第一份禮物即是黃春明的《鄉土組曲》。人生聚散離合，總有諸多因緣，隨緣就是了，他們二位，陳冷黃熱，陳要深交不易，但黃親切自在，很容易就交成朋友。

尉天驄老師因在中文學界，我還算是了解他，加上我曾細讀過他一篇自述文〈我的探索〉，對於他一路流浪到台灣，一路參與推動台灣文學的歷程，知道不少；我在一九八○年代前期寫晚清文學的博士論文之際，受惠於他主編的《晚清小說大系》，常懷感念之情；我編《文訊》，作台灣文學史料，得他幫助甚多；對於尉老師接手《筆匯》以後，改版，再轉型成為《文季》系列刊物一事，我一直認為是台灣文學的一件大事，除了發表眾多後來被經典化的重要作品，在中國民族與台灣鄉土之間試圖去調節融通的努力，我始終存有一份敬意，後來我編《台灣文學觀察雜誌》，創刊號就刊出我以吳浩筆名編撰的〈文季研究資料〉，後來更指導原研究陳映真小說的曾萍萍撰寫博士論文《文季文學集團研究》，都是基於一種史的認知，把「文季」當「文學集團」，即是認定那一路迤邐而來的正是一條文學脈流。

陳映真後來和他的朋友們漸行漸遠，近幾年養病北京，和朋友幾不通音訊，據說想看他的人都見不到他，令人擔心；而尉老師在風光完成他的二部偉著之後，在住家附近散步時被摩托車撞上，受傷事小，引發的身體狀況嚴重，已經輾轉二家醫院；身體看起來最好，還有好多事想做的黃春明，卻突然檢查出罹患淋巴癌，所有一切正在做的事，瞬間都不能親自去做了，化療抗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朋友聚會談起他，盡是不捨。

和春明嫂通了個電話，她說著春明的病情，聽那聲音，都彷彿看到她眼眶泛紅，但還是那麼堅強，「等他較好，再來和他開講。」掛念著黃春明，想到已有一段時間沒去看尉老師，也想起遠在北京的陳映真。人生不能免於老病，作家也是血肉之軀，但他們關心大時代，悲憫受難的心靈，寫出了那麼好的作品供人賞讀，就是不一樣啊！

想起他們，想起文季，彷彿翻閱了一頁台灣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