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遠炫

〈歷史共業〉這名詞，說穿了就是一項「便宜行事」措施，不解決根本問題，治標不治本，到頭來就會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古時候這種「歷史共業」案例多不勝舉，但最出名的當屬明太祖時期的「空印案」。 當時明代地方公務員，必須向中央財政單位（戶部）核算地方財政支出。地方有時距離中央（南京）很遠，核對有錯除了要改正，還要地方首長用大印，古代交通不便，從地方來到中央，光是路程來回可能就需好幾個月；說不定改正好後又會發現其他問題，尤其又涉及財政問題，有時主計人員問題不一次說完，每次核對都發現有問題，多退幾趟，來來回回奔波，過了一年也處理不完。所以地方官員，都會帶著蓋上官印的空白公文書，中央稽核發現有錯立刻改正補上正確數字。這樣做法從元代就已經如此。

朱元璋原本不知道官員搞這一套便宜措施，也沒有人敢告訴他，但最後朱元璋還是發現了，所以非常震怒，要求嚴辦追究。

因為「空印案」把皇帝蒙在鼓裡，然後又被皇帝突然知道，朱元璋除了有一種不被尊重感，而且也懷疑存在著不可告人的貪瀆問題。朱元璋最在乎官員的操守廉潔，對於官員口口聲聲說行之有年的「空印案」，只是便宜行事沒有舞弊，他卻認為實在是有貪瀆的運作空間。

後來有個叫做鄭士利的人，因其兄捲入空印案，他上了萬言書喊冤，不過朱元璋根本就不予採信，趁機對涉及「空印案」的官員一一開鍘，有一說牽涉官員多達上萬人，連大儒方孝孺父親也捲入空印案中坐牢。

朱元璋不承認「歷史共業」，他更相信的是人性惡的一面，即使當初只是便宜行事，卻難保不被人操弄圖利。

確實，制度設計有問題，就該針對問題對症下藥，從根本改正；將便宜行事推說是「歷史共業」，其實不是負責任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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