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協會開會通過大專院校學雜費的調幅為百分之二點四至十，引發諸多爭論，誠然，之於當前惡質發展的高等教育市場，是否有包括退場機制在內的配套措施。

基本上，不論是文憑主義的觀念或專業能力的投資效益，深造以接受更高教育，依舊是台灣的主流價值，在這種需求創造供給的誘因下，台灣的大專院校就如雨後春筍般地湧出，扭曲了高等教育的市場體質，也就是說，即使不去探究高等教育市場機能，究竟是完全競爭、部分競爭、寡占或壟斷的體質，學費的高低及調漲的幅度，在缺乏嚴格的篩選淘汰機制下，反而是枝節末微。

準此，對這個問題的論述真義，是要針對當前台灣高等教育的學校數量擴充，及其專業知能的素質提升，可能存在的結構落差，進行通盤檢討與改善措施；倘若高等教育不僅是一種具備市場價值的財貨，那麼在其所履行、實踐社會教育責任的同時，就更該嚴肅思考以學費收入取向所可能產生各種問題。

一般對這個問題慣常的思維模式，是將學雜費多寡與受教品質做粗暴式的因果對應，以至於無法進一步深究兩者間的貫通與銜接落差，譬如學雜費合理的成本效益為何？學費調漲的幅度不該是齊頭式的假平等，而是如何就公私特性、歷史沿革、員額規模、師資結構、運作型態、學術模式、教育成本、功能定位、興學目標及地理的城鄉差距等個別差異，提出不同精算的收費標準。

以此觀之，與其質疑學費的調漲幅度，不如去思考在目前的收費水準下，大學所提供的教育品質是否過於優渥還是不足，特別是現有若干體質不佳的大專院校，不僅不能多收費反而是要調降費用，甚至需要啟動像減招、縮編或退場等的機制；所以，無論是喊價式的調漲或消極不調價的道德勸說，均已戕害高等教育市場發展的健全，必須嚴肅看待。

因此探討學費調漲，是要以能否捍衛學生的受教品質為主，而目前教育當局逕用的「經費補助的胡蘿蔔、規範訓誡的棍棒」多重策略，背後所潛藏的威權性格與專制文化的管制主義，使得如學校數目、校地校舍面積、師生員額比例、學雜費價格、教育預算經費及教學教物干預等管制，均朝教育國家化的政策發展，這才是解讀當前大專院校運作失靈，及收費紊亂的癥結所在，的確有徹底檢討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