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妏霜

導演易智言的作品始終維持他一貫的關懷核心：試圖消弭被束縛的界線框架，以安靜舒緩，偶發暴烈的美學語言，描繪進入成年生活前那些可能的傷害前刻，照視著這些青春身上的孔洞，與依然存有的心靈絕美和希望。

《行動代號：孫中山》透過回返至最原初拙實的方式，翻轉鬆綁已經成型的顯影與述說技巧，這是創作者對電影的自省：選擇了某種新的視角和語彙，露出許多不那麼完美的破綻、邏輯的違和，但電影始終沒有刻意遮掩那些破綻與違和，反而更加突出想要展現的姿態，精準且有效地擊打觀者的內裡，有種久違而純粹的，關於觀影的感動。

不矯作隨俗地討論底層階級的窮困，生活的窘迫摧折，無法直視、也無法訴說的家庭難堪，儘管議題內涵的確是深沉的、逼仄的。但它摒除了過度繁複、鑿斧的操作，以簡單的鏡頭、直白的動機、歡快的節奏、重複的語言，將最重要的位置讓渡給一群還沒有太多刻痕的青春演員，還原他們的本色，全然沒有令人窒息的銳利，而有一種突槌真實的可愛。

抹消個人差異

影像充斥著某種社會性與群體性，除了阿左組四人與小天組四人之外，那些被安排在他們周圍，大城市裡的路人團體，即使只是驚鴻一瞥，但他們所討論的話題、擁有的形態，正好成為一種切片，符合某種刻板想像，以樣板化狀態出現，表演出那種狹隘目光對他人生活的浮面理解，將個體變成沒有差異性的群體存在。

阿左與小天，也是被放置那樣在群體性之中，個人的差異被抹消，所謂的貧富的差距亦被視而不見，所以一開始觀者只看見他們不守群體規則，不準時交出學校費用，像是頑強拒絕合群的異類，其後，透過一場嬉遊式的家庭窮困程度比拚，去追索他們各自生命如何矇光；如何在那些的矇光時刻找出方法，解決問題。

一些對白與橋段的重複循環，一方面是種青春群體、日常生活無意識無意義的展現；另一方面造成一種無限迴圈，強化了一種不由自主、無可控制的悲觀效果，偶爾你想喊停，想說服，想改變，或等待果陀般等待希望，但生命不見得能如你所願，或能給你一個解釋。

直觀生命荒謬

有些時候也無須那些明確解釋，荒謬與突兀就是生命最大的特色，電影選擇直面直觀沒有迴避。古典配樂與《往昔》歌曲也透過此種方式巧妙運用，兩方衝突盛開如花，時機和畫面搭配音樂下得極為聰明；眾男孩戴上美少女面具之後，V怪客般，抹消面具下的性別、身分、位階，平等地不再能辨識對方，極為反諷地，同樣抹消了每個人的獨特性，這些何嘗不是一種對合理化、對同質性的反抗與回擊。

而偷竊孫中山銅像販賣成金錢，作為男孩們最荒謬的夜襲行動，亦可以將此象徵物轉換成任何隱喻，無論是紙幣上的肖像，抑或某種不可撼動，需要眾人齊心搬運，沉重的符號、社會結構或威權體制，當最後銅像乘車高高繞行台北繁華街頭，其姿態加以兩側經過品牌招牌、景點高樓，更達到一種荒涼虛妄的高潮。

但感動最終還是回到人的本身，明明有被活生生攤開來的窘況和痛楚，但阿左的良善、小天的堅毅，兩人在溼濘馬路拳拳到肉的互毆，還有正世襲著家族窮困的夥伴，那種掙扎與發洩，讓影像不只存在滿場幽默，亦夾雜著深刻實在的哀愁。最後一個鏡頭扶搖直上，天橋上的男孩們高舉手臂呼喊，天光前夕，未來的可能便如此結盟絕不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