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馮建三

政大新聞系教授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委內瑞拉開打第一場棒球比賽，一周後，台日爆發乙未戰爭，持續將近半年，我方陣亡一萬四千人。日前，出生在委內瑞拉的賈西亞（Freddy Garcia）到了台灣，薪資加上其他待遇，折合約一個月五萬美元，是職棒球員所得的最高紀錄。

一九四一年十月，委國與古巴對陣，意外戰勝，號稱不敗的古巴慘遭滑鐵盧。委內瑞拉贏得當年業餘棒球世界杯冠軍，舉國狂歡。公元兩千年，委國人回顧歷史，猶然奉之為該國棒運最重要的歷史時刻。其後，委國棒球日有進展，至一九八八年，效力美利堅的球員漸多，賈西亞在一九九九年跟進，是投身彼岸職棒活動的兩、三百位球員之一。

相比於委國，台灣棒球隊首度打敗古巴與進入美國，晚了四十多年。一九八三年七月，莊勝雄主投，「中華成棒痛殲古巴實力已達世界水準」、「震驚世界業餘棒壇」。我們的雀躍情緒洋溢在字裡行間，據說，卡斯楚（Fidel Castro）還向總教練吳祥木致意，留下了兩人握手的照片。

今年入春以來，委內瑞拉與台灣先後登台，頻繁成為國際新聞的報導對象。我們可能沒有遭致扭曲，或說即便有，也不一定是傳媒的惡意使然。委內瑞拉的「運氣」沒有台灣好，本期的《經濟學人》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證。

卡韋略（Diosdado Cabello）是國會議長，眼見《就是要這樣》刊載評論，指責他身居廟堂，竟然出言不遜，叫嚷「那些因為本國不安全而不高興的人，應該離開委內瑞拉。」位高權重的人若是作此不負責任、甚至是挑釁的講話，無人能夠忍受。反過來說，正是因為話語太過白目，僅需稍加揭露，就可重挫發言者的政治地位。卡韋略控告作者與主編兼發行人沛科夫（Teodoro Petkoff）「加重誹謗罪」，或許出於這個考量。《經濟》說，有這麼嚴重嗎？即便引述失實、沒有證據，最多就是道歉，外加收回發言吧。確實，傳媒為了公共利益，發為評論，應該得到較多寬容與保障，政治人物不宜動輒發雷霆之怒。

但《經濟》「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該評論沒有就此打住，它進而試圖透過美化沛科夫，導引讀者認定委國矢志建設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早就是明日黃花。該刊說，沛科夫在學生時代「受到古巴革命的毒害，率領游擊隊，武裝對抗民選政府」。後來他幡然醒悟、覺今是而昨非，出任計畫部長，下野後創辦並主編「完全獨立」的報紙。現在，這位八十二歲的報人，「分析十分透徹」，朝野雙方固然「兩極化、黨派化」，他卻能持平地「從雙方汲取洞見」，實在是「委內瑞拉進步的良心、民主的典範」。

不過，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沛科夫是反對陣營的言論要角，兩年前因種族歧視遭致少數民族送上法庭，路人皆知，何以《經濟》選擇「為賢者諱」而不言不語？專業背景相同，美國華盛頓「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魏斯博（Mark Weisbrot）除了指證沛科夫的身分歷歷，他還羅列詳細資料，說明委國當前執政路線推行十四年，不但各級學校（含大學）擴充且學費全免、醫療保健遍及窮鄉僻壤、貧富差距降至拉美最低，委國推進的社會及政治草根參與，更是改善現今缺失依然很多、也可能還會復辟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路線之重要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