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又收到推動病歷中文化十餘年的高克培醫師來信，信中感嘆，因為衛福部與醫界怠惰，本應早早落實的「病歷中文化」政策，不知何年才能完成。同時，他提及他已召集有志之士組成「病歷翻譯志工隊」，期待用具體行動促使政府啟動「病歷中文化」。
筆者在民國九十八年曾二度投書報端，呼籲衛生署盡快督導各大醫院以中文記載病歷，減少資訊黑箱並保障病人權益，時任衛生署長的楊志良曾回應表示，預計二年內完成常用醫療專有名詞統一中文譯名。但四年過去，從過去的衛生署到去年升格成為衛生福利部，病歷卻仍是「阿兜仔文」一片，依舊以「專有名詞尚未統一」為由搪塞，令人無奈，這也是筆者為什麼又要舊事重提的原因。
筆者從衛生署網站找到民國九十九年有關病歷中文化的進度，提到民國一百年到一百零二年以「辦理病歷中文化規劃及試辦計畫」總計編列一千萬餘元經費，一百零三年度該計畫項下還有一百四十萬預算，這些金額對政府預算來說只是九牛一毛，但民眾真正關心的，是每年的經費到底做了些什麼，為什麼看不到具體進展。只要衛福部官員將心比心，以病患的便利、需求為中心去規劃病歷中文化的要求，擬定政策，即可立竿見影的事，筆者無法理解為什麼不做。
當前，日韓等國的醫師都以本國語言寫病歷，大陸以中文書寫病歷的規定更是常規。筆者近日在浙江大學學報讀到一則已逝大陸醫師的故事，內容是浙江省神經外科創始人陶祥洛醫師，其行醫五十六年間對病歷的堅持，他曾說：「我給病人紀錄病歷喜歡把字寫得工工整整，讓任何人都能看懂，因為這是對病人的負責，以後哪怕他不在我這裡看，找別的醫生也能看懂」，陶醫師視病如親的態度令我感動。反觀台灣的病患卻仍連最基本要求「看懂病歷」的權利都沒有，衛福部與醫生們應該感到慚愧。
或有部分醫界疑慮，認為病歷中文化沒有必要性，因為即便用中文書寫，病患也不一定能了解其中涵義，這種因噎廢食、罔顧病患知的權利的心態實在不可取，更不應該成為阻礙衛服部推動病歷中文化的理由。
以筆者從事法律實務與教學的經驗為例，由於我國的法律泰半繼受自歐陸和英美等國家，許多名詞來自外文翻譯，直接從字面閱讀，對沒學過法律的民眾會覺得很吃力，但至少當事人可以透過閱讀中文書狀的過程概略明白，而不清楚的部份則可以和習法的人溝通，這是法律上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可以保護自己法律權益的基本要求。倘若醫院病歷用病患理解的文字書寫，不僅大大提高病患知的權利，讓病患有正確的醫療觀念，也可以改善醫病關係。
很多習慣改變初期一定會有雜音，但只要確認符合病人的需求和權益，都應義無反顧推行，如同九十年前推行白話文運動，當時同樣引起傳統士人反對，但秉持「有助於溝通了解」的宗旨，該運動最後獲得成功，如今沒有人會否認白話文運動對於社會現代化的貢獻。
筆者衷心期望衛福部新任部長邱文達博士採納高克培醫師等人的建議，盡快將病歷中文化列入醫院評鑑的要項，全面推動病歷中文化，如此，相信一定會對台灣醫療環境有顯著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