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打量我的表情，七嘴八舌的說：「奇怪，她很能忍呢，都不會叫痛！」陳醫師跟他們說：「因為她的耳骨很硬，表示她是一個很堅強的人！」我從來不知耳骨有軟硬之差。陳醫師又繼續說，她曾經摸過上萬人的耳朵，我的可算是最硬的，「真是個堅強的人！」她又說了一遍。我不知這是褒或貶，只是自我解嘲說：「我就是正港的台灣查某人啦！」

　當晚，我心想已一夜未眠，可得把握黎明前好好休息。豈知習慣側睡的我，不管左右側身，總是壓住耳朵，這時扎滿針的耳朵，傳來陣陣幅射性的疼痛，讓我又一夜不成眠。

　經過了從清晨六點開始一整天的法會活動，加上過午不食、兩天沒睡，到了第二天晚上，我的眼睛乾澀到，常會不由自主的去揉。慧玲有點憂愁的望著我，畢竟我才來第二天，往後還很需要體力，於是她想再帶我去找陳醫師。

　陳醫師一聽到我不能睡，教了我們捏了耳垂區及其他幾個耳穴。也許是身體疲累，較不能受力，這回我可是唉叫著。離開時，我們在走廊遇見另一個團員，見他耳朵只扎了三處，回到房間，我和慧玲互相數算，她扎了十幾處，我則扎了二十幾處。「陳醫師真的對我們比較好。」我們異口同聲說。在異地初識，素昧平生，她卻如此盡心地幫我們「義診」，也讓我得以一夜好眠，恢復體力。

　隔天清晨，當我們要出門，把房門鑰匙放回櫃台時，忽然看到飯店的印度經理也貼著耳針，我和慧玲不禁相識一笑。接下來，我們看到更多識與不識的人，也貼著耳針。隨著活動時日增長，以及日夜溫差遽增，傷風生病的人變多了。晚上回到旅店的小餐室，多半會看到一些人依序等著陳醫師針灸。陳醫師雖然仍輕笑著，但已不復我第一晚見到她時的神采，總覺得她年輕的臉上露出了幾分的疲憊。

　在我到達的第四天，團裡發生了一件讓人措手不及的事，一位花甲的團員小中風。幸運的是這位團員和陳醫師在祈願法會活動中，領的是典座的義工，當他們在過堂時，那個團員上著菜，忽然步履不穩的就倒下了。在一旁的陳醫師察覺她可能是中風，和現場的一位藏醫趕緊幫她放血，並在她的人中處施力，不讓她昏睡。這位團員的情況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在腦出血的當下，身邊剛好有陳醫師在。

　後來我們偶爾再遇到陳醫師，看到裹在一件長羽衣裡的她似乎變得更嬌小。我也注意到除了旅店的印度經理之外，連餐廳的男服務生耳朵也都扎著針。我問陳醫師帶來的耳針夠嗎？她說又託人從台灣帶兩萬片來了；我跟她說，早上在法會現場，看到寺方也有幾位工作人員貼著耳針。她說是利用中午典座過後的時間，前去幫他們針灸。

　祈願法會圓滿結束後，同團有一半的成員要按照原定行程前往尼泊爾佛陀的誕生地藍毘尼園朝聖。雖然整團看起來已呈現兵疲馬困的樣子，但大家仍對接下來的朝聖行程充滿了信心，並說：「有陳醫師在就沒問題！」

　我們在瓦拉那西和要前往尼泊爾的團員分手，我跟著不但裹著羽長衣，且已戴上口罩、嗓音沙啞的陳醫師揮手說：「台北見！」我們沒有再見面，但我一直認為，如果不是陳醫師在我到達菩提伽耶後，連續兩夜幫我針灸，我應該無法體力無礙、順利地完成這次的祈願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