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當時我引導青年人唱佛歌，宜蘭中學的楊勇溥老師對我的幫助最大。我寫好歌詞，他為我譜曲，例如〈西方〉、〈鐘聲〉、〈弘法者之歌〉等，就是在那時候完成的。

　他除了譜曲，也教唱，而我則只是替來唱歌的年輕學生搬凳子、張羅歌譜罷了。那時因生活窮困，我對楊勇溥老師，幾乎是連倒一杯茶請他喝都很為難。所以，在這種艱困環境推展佛法，只有靠青年人對唱歌的愛好了。

　當時，我甚至在念佛共修結束後，也都是用一曲佛歌作為圓滿。在台北的朱鏡宙居士聽到這種情況，深不以為然，認為我敗壞佛教，對我滿懷瞋心；但每當有人告訴我有關朱居士的看法時，我一點兒都不介意。事實上，我與他在台北會面時，他並未對我表示不滿，我們仍客氣對待，更經常天南地北地談話。

　朱居士創辦的台灣印經處，我也是他們的重要主顧之一，無論我行腳到哪裡、弘法到哪裡，都會介紹大家向台灣印經處請購佛書。因為那時沒廣告，也沒傳真，更沒網路，要推行事務，只有靠口耳相傳。

　為了台灣印經處，我特地在宜蘭念佛會設立一個分處，擺放一個櫥櫃，專門陳列台灣印經處印行的書籍。所有書籍，都是我背回宜蘭的；因不值錢，所以我拜託當地老尼師，我說：「妙觀師，請你代為看管這個櫥櫃，若有人買書，賣了的錢就是你的。」

　多少年間，從我這個櫥櫃裡賣出的書，全部所得都是交給他，我從來沒拿過一毛錢。現在想想，我這個人還真奇妙，我自己不也沒有錢嗎？為什麼賣了書的錢不要？我想，最主要的，還是由於自己不貪。

　後來，我在新北市三重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以專門流通佛教文化書籍為主；台灣印經處的書，當然也是我服務、推介的重要對象。一切的一切，朱鏡宙居士可能都不知，但替他工作的周春熙應該很了解，因為我向台灣印經處，一百本、二百本地訂購，都是周春熙居士為我包裝。

　過去朱居士在世時，我們無暇談論於此，為文至此，不禁要和朱居士報告一聲：你我雖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為了佛法，我們還是殊途同歸啊！

　朱居士在中青年時代辦過許多雜誌、報紙，在文化宣揚多有貢獻。到台灣後，他進入中老年，轉而弘揚佛法，態度非常認真。

　據聞，他曾在中國大陸廈門大學擔任教授，但他的浙江口音實在不敢恭維，比前總統蔣介石先生的浙江話還不易聽懂。另外，聽說他初到台灣時，也曾在觀音山閉關，晚年在台中市正覺寺居住；他為佛教宣揚，佛教也照顧了他，這應是信者、受者，各有所得吧！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