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楊宗翰策畫「台灣七年級文學金典」曾間接聯繫我，詢問參與「評論卷」編纂的意願。找上我的原因，猜想是台灣文學所博士生──半隻腳已踏入學院──的準研究者身分（當然，還有本人作為「七年○班」的資深會員身分）。思考了兩個晚上，最終我沒有參與編選工作。在由「七年級評選七年級」的編輯原則之下，我對「甚麼是評論呢？」的思索，不免反身指向自我位置的探問──作為一個學院訓練出身、未來也準備投入學院的準研究者，我依學術規範撰寫的論文是評論嗎？而我應副刊雜誌之邀、在新書出版之際寫下的論述文字是評論嗎？──有外於這兩種類型的稿源嗎？



　一年後，這套選集的新詩、散文、小說卷如期出版，評論卷似止步於構想。我沒有追問原因，或許計畫中其他的預定人選也同樣困惑著吧？



　婉拒之後，我的思索也就那樣暫時結案，轉身回到（或從未離開？）原來的學院以及商業出版的編制裡了：我的論述文字分而為二，在各自的馬廄裡，嚼各自的草，填飽各自的胃。



　台灣的文學評論被學院收編、高度學術化的傾向，可從各種文學大系評論卷看見端倪：兩次九歌版《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評論卷》（1970-1989；1989-2003）、正中版《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1993）、九歌版《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評論30家》（2008）等等，隨著時間遞嬗，大系選集收錄的評論文字，多以學術論文的面貌出現。「好的學術論文難道不是好的文學評論嗎？」──當然，許多時候，是；但學術論文畢竟有其特殊框架：學術論文的對話對象，不是現時的文學界，更鮮少談論「未來」，而是學術脈絡下的研究積累，亦即與前行研究對話；其價值在於一新學界之耳目，而非現時／現實文壇之評判以及介入。此外，不具學院身分者，亦難以參與學術對話。學術論文或許經過轉化，通過各種渠道而形成討論、影響現時的文學／文學史視野，然其討論的公共性及與文學創作的連動性，又因學院侷限而受到相當程度的削弱。



　那麼邀稿書評的對話對象又是誰？──正如盛浩偉日前所言，「文學現場裡正是作者充斥，評論卻早已自此撤退，留下的多淪為變相廣告」。在商業出版機制的運作之中，撰稿者的獨立性已受到某種程度的限縮。或許正因如此，今年九月發刊的《秘密讀者》必須選擇以「匿名刊登」的方式，守護「誠實批評」的表態空間。匿名只是面臨結構現實不得不然的權宜之計，最終的理想應是：只有在結構上為「評論家」身分保留一個與作家、學者等價的獨立位置，才是更根本的解決之道。



　作為「評論／批評」，我認為還是要有一些「野性」──在野於學院，不被商業出版機制收編；除了溝通作品與讀者，或許也必須帶有一些「促變」的野心：基於自己的美學信仰提出文學主張，攻防討論，共同思索台灣文學界的未來。──我知道，這樣的說法在今日顯得相當老派，且未免過於嚴肅。但若翻開台文館出版之堂堂四冊的《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2006）回顧戰前台灣，或許有不少人訝異：早在七、八十年前的一九三○、四○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曾經有過那麼一段文藝評論活絡的時期：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論爭、左翼文學批評、外地文學與台灣文學論、「糞」寫實主義論爭……論爭的規模或許不大，論者學養背景駁雜，但那種為了各自的美學信仰以及台灣文學之未來「願意一辯」的氣概、同人集團／刊物因理念而糾合或斷然分裂，皆令人欽羨動容。日本的報刊雜誌早有「文藝時評」的傳統，邀請作家及評論家，針對當月發表的作品及文學現象提出最即時的觀察與批評，許多的論爭因此而生，也刺激美學之推進。平野謙等編纂之《現代日本文學論爭史》（三卷）、???書房版跨越明治‧大正與昭和期的《文藝時評大系》（共四十四卷），如今都成為日本近現代文學珍貴的資產。缺乏文學評論的力量，戰前的日本文學界將寂寥許多。



　關於評論，我自然是一事無成，僅重新打開四年前暫時結案的思考，提出關於自身批評位置的一些反省與隨想。盛浩偉說「評論者是定義星座的人」。我更認為，評論者同時也應是將手伸入紺藍的宇宙予以擾動、誘使星系演化與生成的人。如一個對世界保持好奇、真誠，真心熱愛文學，忍不住想動手幹些甚麼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