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施叔青，是在二○○五年的長春。

那年我要到長春參與文學會議，與同行、但留在北京香山開會的父親分手，獨自轉赴被群山圍繞的邊城。會議結束，與會的作家、學者被安排暫住長白山下，期待終年繚繞的濃霧能一時散去，讓我們一探傳說中的天池。山麓煙嵐終於沒有散去；但等待的時刻，卻留下了一些與施叔青老師談天的印象，以及一幀襯在霧前、山路上的合照。

那時我約莫是讀過了《微醺彩妝》（一九九九年），大學即將畢業，在人文社會學院裡，認真思考未來讀文學的可能。也約略讀過了《兩個芙烈達‧卡蘿》（二○○一年）。相對於文學系的學生或從「香港三部曲」的歷史書寫，或更前期施叔青在《現代文學》上陸續發表、結集的現代派風格作品識得的作家，我反而是從她對於旅行、對於旅途上文化藝術的興趣和鑑賞的面向，開始閱讀其人其作：《兩個芙烈達‧卡蘿》中與墨西哥當代最重要的畫家之一的對話，或後來的《驅魔》（二○○五年）沿著美術館的路線展開的旅行小說，展開從現實到虛幻的對位錯綜。

再在台北見面時，她已經寫完「台灣三部曲」的《三世人》。在忠孝公園附近的一間小館子，她聽父親提及，我正準備往劇場的方向發展，遂和我分享了許多在紐約曼哈頓觀賞劇場和博物館的有趣故事；後來每次見面，她便會與我討論最新看到的演出，聽到的演奏會。她總和我說：「多聽古典樂。」「歌劇是藝術形式中最綜合、豐富的表現。」我跟她說：「小時候學鋼琴，愛蕭邦，浪漫、抒情，愈大卻回過頭喜歡巴哈。」她知道我欣賞其中一種秩序、幾何之美，近乎神祕。

今年秋天早晨，在永康街安靜的巷子裡再見，聊起了音樂，聊起這段時間她的遊歷。她帶來幾張收藏自高密的剪紙，作工繁複、極細緻；話題復回蕭邦、布拉姆斯，到莎士比亞與湯顯祖，我想起施叔青小說中走過的那些地理、歷史的繁複路線。

當她將剪紙放在我們的手上時，我想起巴哈作品當中的賦格對位，一邊是花葉，一邊卻成蝶，連結其間是手工技藝的溫度和網路；靜靜慢慢地細看，竟散發著一種神祕的結構、圖示，就像霧散去之後，更廣袤的湖面，像是一個人最深邃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