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飆車族又砍人了」的標題再度出現在各大媒體，社會大眾除了「兇殘」、「統統抓起來」的直覺反應外，也應該找尋追風少年飆車砍人的真正原因。

十一年前的某日晚上九點，我走在鄉間路邊遇上飆車族，在沒命的狂奔後，還是被暴走少年追上被打得跟豬頭一樣，那年有人在大肚山上被飆車族砍成重傷，也許自己是幸運的，還能有機會寫下這些文字。

當然社會賢達總會為飆車少年找答案：「社會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古惑仔電影」、「媒體對黑道大哥喪禮的大肆報導」；而社會專家認為：「孩子發生問題，社會、家庭、教育等都應負起責任」、「父母也應該多陪孩子，並替他們仔細挑選節目」。但社會大眾如果把問題推給古惑仔電影，難道禁播飆車、古惑仔電影真能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台灣那個地方沒有飆車族？飆車族可曾絕跡過？其實，飆車族從來不曾消失在每個世代的青少年族群中，更存在於你我心中滿足競速追風的欲望與快感中，因此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的飆車族，代表的是透過競速以釋放現實生活的束縛與壓力的行為，所以「統統抓起來」就能還給社會大眾安寧嗎？

近十幾年社會結構改變、世代交替，但青少年間的同儕效應從未改變，更提供父母及家庭無法給予的親近感，教育理論認為在青少年叛逆時期，同儕間的約束力量遠比家庭來得強，如果將問題歸咎於古惑仔電影，或是認為飆車族不斷砍人，是媒體報導太多所引起的有樣學樣，則是將教育環境及父母所應負的教養責任，完全撇得一乾二淨。

當社會賢達一味指責古惑仔電影害人不淺時，肩負管教責任的師長及父母，可告誡過青少年「電影歸電影」，在現實生活砍人必須負法律責任？將問題推給「社會功利主義的價值觀」的社會賢達，可想過真正的「社會功利主義價值觀」是成人世界的遊戲規則，由於政治、社會、教育環境的崩壞，導致公眾人物與家長「說一套作一套」，成人的重於言教而無身教，完全無法給予青少年足以仿效的模範，更遑論家長鎮日汲汲營營於權力及金錢遊戲，無暇顧及必須有人陪伴的青少年成長生活。

家長的不重視觀護與教養，自然是青少年外求同儕，以尋求成就感、自我認同的重要推手，我們可看到在青少年犯罪事件發生後，往往有著堅持「自己的孩子不會做壞事」、完全不了解子女行蹤的家長，及直接坦承「無力管教」而將責任推給警察的父母，因此所謂「功利價值觀」與「古惑仔電影」，不過是成人為青少年「賈禍」問題找尋卸責的藉口。

如果我們篤信「人之初，性本善」，那麼就不該將社會分成好人與壞人，而是要防止好人變成壞人，了解青少年為何在中秋節不烤肉而是砍人？如果飆車族是被社會遺棄的學習低成就族群，是想透過飆車滿足自我的成就感及同儕的尊重，或以結社方式保障群體利益，尋仇洩憤的有義氣行為更是「有難同當」的表現，家長就應改變對子女的管教方式、花更多心思及時間陪伴孩子，及改變傳統的成就衡量標準。

如果家長不改變管教態度與方式，只有驅使低成就青少年尋求更容易獲得成就感的行為，一旦青少年成為準社會邊緣人時，不論是成為古惑仔還是飆車族，對他們而言，這至少是一個脫離社會規範的心靈避風港。

此外，社會大眾的嚴厲批判，也將使走在邊緣的青少年踰越社會規範，無法回頭，明知青少年的挫折忍受度低，為何要求其必須符合成人的規範？而非發掘其天賦與性向，滿足個人最基本的「成就感」？是否家庭與社會對他們的關愛與關懷太少，導致他們向外尋求同儕間的義氣作為相濡以沫，以飆車砍人作為成就感的滿足？台灣出現一個在低成就感的底層流浪過，再回到「常規社會」獲得奧運金牌的陳詩欣，雖然只是個特例，但如果我們願意反省「養子不教父之過」的家庭與社會，拉回更多飆車少年成為賽車國手，讓特例變成常例，也許飆車青少年的問題會逐漸消失。

在暗夜遇襲後，我想社會賢達為狂飆少年找的答案，並不能體會春風少年兄的苦悶與困境，想要知道真正的答案，恐怕得先脫離目前合乎社會規範的生活才行。狂飆少年的存在並不是治安敗壞與人性崩壞，而是他們需要家長陪同渡過苦悶的叛逆期，家長不應動輒以自己認定的價值觀，來衡量青少年。
公祐（高雄市／研究生）

拚治安比拚選舉重要
飆車族在苗栗頭份等地集結，一路飆到竹北的汽車修理廠，砍傷五名工人，砸毀七輛汽車；而在台北縣也有十多名青少年，分乘汽機車在土城街頭尋仇，先打錯了四人，後來找到對象，痛毆仇家林姓學生和勸架的簡姓少年，林姓學生性命垂危，林生母親紅著眼眶說：「治安敗壞至此，教家長怎麼辦？」

諷刺的是，陳水扁總統前天還感謝苗栗縣縣長傅學鵬推動綠傅合，並曾私下向傅學鵬表示「你把邱市長送進縣政府做縣長，我就負責把你引薦到中央政府擔任重要工作」。

苗栗縣及台北縣治安已如此敗壞，總統還有心情談縣長選舉，還說要把傅學鵬引薦到中央，民眾情何以堪？陳總統請聽聽民眾的聲音：「治安敗壞至此，教家長怎麼辦？」選舉真有那麼重要嗎？選舉的目的是為民服務，而目前治安敗壞、人民沒有安全感，那選舉還有甚麼意義？趕緊拚治安以安定人心吧。
南昭（高雄市／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