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去年在美國病逝，台灣「天下文化」將於近日出版《方勵之自傳》，紀念這位有「中國沙卡洛夫」之稱的民主鬥士。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大批青年學生犧牲，舉世震驚。事發前當局一再聲言，學生背後有「黑手」操縱。所謂「黑手」者，方勵之是主嫌。事變既起，公安部門廣捕異議分子，方氏夫婦迫於形勢，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歷時一年，一九九○年六月在大陸默許下，飛到英國，半年後轉往美國，一方面在大學教授物理，一方面也繼續關切大陸民主與人權。

方勵之幽居美國大使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尚未有自然科學家為民主而犧牲，有則自我們始。」「我們」，指的是他和夫人李淑嫻教授。

這使我想到譚嗣同。「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本來可以和康梁一樣逃往國外的，但他選擇留下。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易也。有之，則自嗣同始。」

在方教授寫下上述那段日記的前些天，五月六日，我代表台灣《聯合報》從紐約到北京訪問他。那時學生正向天安門集結，方教授已被當局監視，對這位中國民主先驅的人身安危，舉世矚目。我問他，如果一開始他就像其他人一樣，獨善其身過自己的日子，可能嗎？他說，很難。因為他不能接受馬克斯思想可以指導他研究物理。共產黨的主義和制度禁錮了每一個人，這就使他奮力獻身，想為中國找一條新出路。

以後他在北京家中、在美國大使館、在英國、美國和台灣，我都曾電話或當面訪問過他。他對中國的民主化一直保持樂觀的信心。他說：「民主是歷史的潮流，社會必定要走向發達之路，而發達的社會沒有民主是絕對不可能的。」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此之謂大丈夫。

譚嗣同就義時中國還是一個專制王朝，但他的犧牲為後人換來一個共和國家。被放逐國外身歿異鄉的方勵之，是另一種形式的犧牲，相信他換來的早晚將是一個民主中國。

美國生活安定，且有充分自由的學術研究環境，但「雖信美而非吾土」，方勵之願回大陸，曾向北京試探未獲回應。他只能盼望，有一天大陸充分的「改革開放」了，不再「禁止中國人回中國」。但他沒有等到。

沒有等到這一天的，豈只方勵之一人？「六四」之後流亡美國、以《人妖之間》一書著名的資深記者劉賓雁，早在二○○五年就因癌症逝世。

原任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趙紫陽重要幕僚主持國務院經濟體改所的陳一諮、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寫《河殤》的蘇曉康等，在美生活均甚寥落，也有體弱多病者申請返國治病，都未獲准。

至於當年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如李祿、柴玲、王丹、封從德這些人，逃脫大陸緝捕，到了美國，多就讀名校，現在都各有一片事業天地。

但是，無論師長輩的嚴家其等人，還是學生輩的李祿等人，都是國家精英，但在異邦他鄉，或長才難展；或楚材晉用，說起來都是中國的損失。大陸為什麼不讓他們回國呢？新一屆的習近平政府，提出不少新觀念、新做法，外界有很多期待，他們何不改變政策，讓「六四」流亡者回家？一方面可把他們的力量貢獻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可藉此改善北京在國際間的人權形象。

大陸的「大國崛起」，在在需要人才，除了派遣留學生，也向國外徵才，這就叫人想起一則歷史故事：劉邦取得天下，衣錦還鄉，擺酒招待鄉親父老。酒酣耳熱，自己擊筑而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著唱著竟哭了起來。《史記》這段記載，頗叫人動容。但清代詩人黃任投了不信任票，他寫了一首題曰《彭城道中》的詩：「天子依然歸故鄉，大風歌罷轉蒼茫；當時何不憐功狗，留取韓彭守四方。」既然需要守四方的猛士，那為什麼還要殺韓信和彭越呢？這不是太矛盾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