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從東晉至唐代，展開近六百多年的佛經翻譯工作，歷代譯經人才輩出，其中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被稱為中國佛教史上四大翻譯大師。

東晉道安大師曾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在政治主宰一切的古代，佛教的弘揚需要皇權做為外護。

鳩摩羅什有後秦姚興的護持，在長安建有逍遙園做為譯經場所，譯場參與翻譯者達二千多人，都是一時俊彥，道生、僧肇、道融、僧叡號稱「關中四傑」，更是他的得力助手。

玄奘大師於貞觀十九年返回大唐長安之後，便受到唐太宗、高宗父子的擁護，設置弘福寺、慈恩寺、玉華宮等處做為專門的譯經院，任命宰相房玄齡負責監護，並由朝廷撥給費用，挑選傑出的僧才擔當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工作，弟子有三千、賢達者有七十餘人，譯經隊伍龐大，盛況空前。

不空三藏則受到唐玄宗、肅宗、代宗等朝皇帝的支持，先後在鴻臚寺、大興善寺等處譯出密教經典。

相對於前面三位譯經大師，真諦的遭遇顯得坎坷乖舛，困難重重。

真諦為西印度優禪尼國人，生於笈多王朝末年、厭達人侵入印度的亂世。南朝梁武帝虔奉佛教，聲名遠播於南海諸國，和扶南國（今柬埔寨）時有交流往來。大同年間，張汜奉武帝詔命，送扶南使者歸國時，順便迎請佛教高僧大德、攜帶大乘經論到梁朝來。扶南國於是推薦正在該國弘法的真諦三藏前去中土。

梁中大同元年（五四六）八月十五日，真諦循著海路欣然抵達南海郡（廣州）。翻越大庾嶺，經過贛江、豫章、九江，於太清二年（五四八）八月，輾轉二年才到達梁朝國都建康，武帝在寶雲殿迎接供養，敕令真諦開譯佛經。不到二個月，侯景作亂，次年建康淪陷，武帝受困台城，饑餓而死。真諦避難至富春，得到縣令陸元哲的幫助，召集寶瓊等二十位沙門，譯出《十七地論》。

侯景之亂平定後，京師仍然戰禍頻仍，真諦歷經豫章（江西南昌）、新吳（江西奉新）、始興（廣東曲江）等地，飄泊不定，雖然一度得到蕭勃的支持，旋又遭遇梁陳改朝換代的戰爭，飽嘗顛沛流離的滋味。

真諦懷著滿腔熱忱來到中國，卻遭逢南朝血風腥雨的亂世，沒有強大的國家外護力量，皈依的弟子也寥寥可數。雖然在富春有寶瓊；建康有願禪師、慧寶；豫章有慧顯、警韶；始興有智愷等人跟隨，但是沒有固定翻譯場所，輾轉遷徙，缺乏穩定性，加以所弘傳的唯識古學不為中國佛教弟子所喜愛，他在廣州譯經成就斐然，卻受到北方京師的僧團排擠，只能局促嶺南一隅，無法將唯識教義傳布全國。

由於宿願難酬，知音難覓，意興蕭索至極，真諦甚至生起自捐身命的念頭，幸為弟子們所勸阻。他三次啟程打算歸返印度：第一次在永定三年（五五九），時年六十一歲；第二次在天嘉二年（五六一），時年六十三歲；第三次在元嘉三年，時年六十四歲。三次都沒有成功，被緇信二眾弟子們再三懇求留在中國，尤其第三次，因為「業風賦命」，船隻遇到大風飄還廣州，於是和弟子慧愷等人翻譯《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經典。

近代佛教史學家呂澂說，真諦是印度來華的翻譯家之中，遭遇最坎坷不幸的大師。他於公元五四六年到達廣東，五六九年圓寂，二十三年之間遭逢南朝戰亂，如蓬草般飄泊流徙，居無定所，一面逃難，卻譯經不輟，共翻譯了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的經典。

譯出的重要經典，如《金光明經》、《彌勒下生經》、《仁王般若經》、《金剛經》、《解節經》（《解深密經》的部分）、《大乘起信論》、《攝大乘論》、《俱舍論》、《十七地論》、《婆藪槃豆傳》（世親傳），以及大量的唯識經典，如世親的《佛性論》、無著的《中邊分別論》。其中《俱舍論》的研究，在六朝曾形成俱舍宗；《攝大乘論》的傳播則成立攝論宗，真諦被奉為始姐；而《大乘起信論》則為佛教中國化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真諦帶來中土的多羅樹葉經典共有二百四十多夾，如果給予安定的翻譯環境全部譯出的話，將有二萬餘卷之多。和鳩摩羅什、玄奘、不空相比，他在如此險惡動盪的世代，生命朝不保夕的困厄中，超越了個人苦難境遇，心繫佛教慧命的弘揚，以菩薩大勇猛的忍辱精神，為中國佛教史樹立了一代譯師的偉大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