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衛出版的大套「台灣作家全集」裡，有一冊《廖清秀集》，主編彭瑞金序言的題目是〈文學公務員四十年〉，想是評家總結其作之後的春秋之筆。於文學場域裡扮演「公務員」角色，對廖清秀而言，究竟是褒還是貶？如果對「公務員」的印象是「尸位素餐」那就不妙，但此處應是對他「長期埋頭寫作」形象的肯定。

實際生活裡，廖清秀本就是公務員：他「日據時期小學畢業，教員檢定及高考及格。曾任小學教員、交通處科員、台灣省氣象所科長、中央氣象局專門委員……」可見他一輩子捧公家飯碗。他是台籍「跨語言作家」，埋頭寫小說，不論文字怎麼變：日治時期發表日文，戰後即認真學中文。一九五一年參加中國文藝協會「小說研究班」，一九五二年以《恩仇血淚記》得國民黨「文獎會」長篇小說第三獎，「開啟戰後第一代作家突破語文障礙而晉身文壇的先聲」。一九五七年加入鍾肇政發起之省籍作家「文友通訊」，邁向中文創作之路……

奇怪的是很少人注意或提起他的第一本書──短篇小說集《冤獄》。此書由葛賢寧主持之「中興文學出版社」印行，編為「中興小說叢書」第三集。該社這一年裡出版的書還有：蓉子新詩《青鳥集》，吳魯芹散文《美國去來》，彭邦楨詩集《載著歌的船》，郭衣洞（柏楊）小說集《辨證的天花》，方思詩集《時間》；這是一九五三年，與這些名字排在一起的廖清秀，只是剛起步「中文初學者」，說不定《冤獄》也是戰後第一本省籍小說家出版品。

都說一九五○年代台灣文壇是「來台大陸文人」的天下，恐怕幾本文學史書，都低估了省籍作家的文學成就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