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自一九九○年代開始，西方文學理論在台灣學界內／外的處境有了劇烈變化。在此之前，文學理論的討論經常跨出學院圍牆，相關文章則多登於報紙副刊或文學雜誌上，雖然譯名混亂、術語鬆散，論述格式更多樣到幾無規矩，但影響力確實既深且廣。九○年代後，先是文學副刊隨「解嚴」後報禁開放而面臨轉型，性質較嚴肅的文學雜誌也陸續停刊，此類長篇討論在學院外無枝可棲，只好再重回學院體制懷抱。加上學院內部經多年摸索，業已建立起文學理論的討論行規，在學科、術語、譯名、格式等方面要求日趨嚴格，輕忽或破格者便會招來無知之譏。關於文學理論的思索辯難自此盡脫「民間」之江湖味與草莽風，轉而確立其書生氣質與學院性格。

與此相繫的是，九○年代前關於文學理論之研究與應用饒富社會實踐力量，如八○年代剛冒出頭的新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就絕非只甘於蜷伏文字論述、非政治性的「純理論」。這些新登陸造訪的文學理論跟激烈變動的台灣社會之間，彼時維持著相輔相成、支援互助的關係，文論亦從未自外於社會改革議題。

九○年代後文學理論走向專業化，誕生了一批又一批專家學者，高度封閉的社群語言形成一道道厚牆，跟牆外住民連語言都不通，遑論有何互動或影響可能？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就算像後殖民這種深具政治性的理論，其研究與運用成果又如何能廣為社會大眾所知？

文學理論 普羅運用

既然知道「語言不通」，嘗試解決問題總比坐以待斃好上許多。我可以想到的溝通方法，大抵有三：

（一）精要概述：坊間還是有以中文撰寫、分量輕薄並多彙整自二、三手資料的小書（如「文化手邊冊」與「當代大師系列」）。累積之數量雖突破百種，但似已陷入瓶頸，再無新作出版。這類書籍當然只是基礎知識，談不上學術創見或分量，但對搭起學界、批評界與社會大眾間的橋梁，應該還是有所幫助。面對新潮隨時準備撲前取代舊浪的西方文論，我認為問題不在「我們知道的太少」，而是有太多基礎知識「我們自以為知道」。假如連基礎都沒處理好，那文學理論的新舊之爭、東西之別、「艱難」與否……等又有何意義？

（二）翻譯著作：因為台灣的教授升等與學院體制不願將翻譯列入貢獻成果，遂使得有能力者不願意投身其中，書肆可見之西方文論譯本亦多數產自中國大陸。怪的是台灣中／外／台文學界教師對大陸譯本頗多批評，嫌其品質粗糙、術語不確（這麼厲害怎麼不自己翻？），甚至懷疑學西方文論根本不該看中文（難道每個弄佛學者都要先精通梵文？），卻遲遲未見眾師長們有何作為──中國的學術界一向習慣集體合作，這種精神恐怕也是台灣學者欠缺的吧？

（三）辭典導讀：辭典或導讀不得不提M. H. Abrams的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及Raman Selden的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算是台灣學院體制內／外都很常見的入門書籍。張錯《西洋文學術語手冊：文學詮釋舉隅》則是少數以中文撰述的同類書籍，觀念清晰且文字通暢，二○一一年新版又增加了三十二個條目（總數達一四一條），甚至為〈新批評〉一條撰寫續篇。懂單一理論毫末的大師易找，通所有理論根基的學者難尋──台灣現在最需要的，可能是後者而非前者。

新詩評論 當今現象

從台灣各式文學評論的共通問題再拉回「台灣新詩評論」領域，我認為必須關注當今新詩評論界幾個重要的變化：

（一）台灣的中生代詩評家紛紛轉進學院體制，以教授或研究員身分安居其間；過去那些來自民間的野草力量與革新精神，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像紀弦和覃子豪這類「非學院」的詩評家，詮釋手法與理論架構雖不盡完備，但哪篇不是生猛有力，而且勇於評價？寫詩評而不敢「評」，寫詩論而不能「論」，論文中添加再多注釋與書目，又有何用？

（二）台灣的外國詩學翻譯極少來自「本土」，偶有零星章節卻嚴重缺乏專書譯本，這對知識傳播相當不利。就算「翻譯成果」迄今仍不被教育部接納為教授升等計分，但對已經沒有升等壓力的正／副教授們，理應對詩學翻譯投入更多心力。大學內的碩、博士班研究生若能在教授領導下，有效率、有組織地投入詩學翻譯工作，其實也是一大貢獻。

（三）詩評家棲身學院者眾多，也不見得都是壞事。畢竟大學體制能提供相對充沛的資源，以支持或輔助詩學刊物的存在。但辦刊物畢竟不是在組織同好會，而是要積極創造影響力──尤其是學院內／社會外的雙重影響力。關於此點，確實需要更多、更大的努力。

（四）海峽兩岸詩學交流多年、互動頻繁，但仍不可不提防「假、大、空」的陷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詩學交流亦然。唯有真槍實彈的詩學交鋒才更讓人期待。

雖然《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主要在探索「過去」，但對於台灣新詩評論的「未來」，我還是滿懷期待。詩評家需要守候觀察，需要保持敏感，需要在詩學交鋒中吸納更多「域外」視野。詩評家更需要讓新詩評論走出學院的圍牆，讓它跟「當代」持續未完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