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益世事件發生後，我曾在報紙撰文，強調品德教育才是防治貪腐的治本之道，讀者的反應極為冷淡；隨後該文經大陸的《南方周末報》稍加修改後轉載，卻引發大陸讀者強烈的批判，他們不是指責我無知，就是說我是貪腐集團的打手，他們認為制度才是最重要的，而談道德教育正是迎合掌權者的脾胃，因為掌權者天天都在喊品德教育，實際上卻是說一套做一套。

由於大陸讀者不知道我是台灣人，其實台灣不論行政立法部門或政黨間的監督制衡或廉政署的設計，都是防止貪腐的機制，所以林益世事件凸顯的不是沒有制度，而是制度的不足。中國大陸沒有真正的反對黨，監督機制付之闕如，大陸人民殷切期待制度，因此讀者的反彈我可以理解，然而台灣社會對品德教育的冷漠卻令我不安。

我仔細觀察台灣在林益世事件發生以後，媒體輿論除了批評、對事件情節捕風捉影之外，很少有人重視根源性的道德教育問題。雖然馬英九總統信誓旦旦不讓這樣的事情再發生，但是他如何保證政務官的品德？其實以台灣目前社會功利主義盛行，馬總統的保證似乎是一廂情願，因為台灣社會熱中政治的人，絕大多數不是為名就是為利，「為人民」通常只是選舉的口號，而名利心重的人一旦擁有了權位，很難抵擋誘惑。不是這些人比社會上一般人壞，而是他們的環境使然。

七月中我應邀到廣州中山大學，參與倫理學名家論壇，我談的主題是《聖人與道德運氣》，其中提到「環境運氣」概念，可以用來說明上述的論點。許多人在批評官員貪腐時疾顏厲色，甚至對貪汙這件事痛心疾首，但是批評者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在同樣的位子、擁有同樣的權勢，會不會和他一樣？」就像去年發生在廣州佛山的小悅悅事件，如果你是路過的旁觀者，你會不會和那十八個被罵到體無完膚的路人一樣，視而不見？納粹德國時期，許多人忌憚於納粹的凶殘而忍氣吞聲，對猶太人的苦難冷血旁觀，如果你出生在納粹時期的德國，你會不會和這些人一樣，不顧正義、勇敢的道德呼喚而苟且偷生？

你沒有得到貪官的罵名也許是運氣好，因為你當不了官 ；你沒有被罵懦弱是運氣好，因為你沒有出生在納粹德國；沒有人指責你「沒良心」也是運氣，因為你正好不在小悅悅車禍的現場。這樣說不是主張貪汙無罪、見死不救不該被罵，而是我們在批評別人不道德時，應該深究問題的根源，否則把一位貪官拉下馬，換上去的可能另一個貪官。

貪官不是當了官才貪，一個平常就偷雞摸狗的人，當了官自然變成貪官；如果功利價值觀瀰漫整個社會，要找到不貪的官反而比較難，所以問題的癥結不是貪官，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制度是外在制裁，如果人們的起心動念是邪惡的，再完善的監督機制也無法弊絕風清，實際社會中不只有官商勾結，也有官官相護，如果林益世對陳啟祥的需索不是逾越了恐怖平衡點，他現在應該是逍遙法外、仍然頤指氣使。因此杜絕貪腐不只需要外在制裁，還需要培養內在的良心制裁，只有導正功利價值觀，才能淨化貪腐賴以滋長的土壤，這不靠道德教育要靠什麼？

在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流價值的社會，人民對於「以道德教育根治貪腐」的說法表現淡定，似乎是合理的，但卻令我憂心：因為這顯示人們不自覺自己的價值觀是「林益世們」的幫兇；這也顯示我們和大陸人民的思考深度，停留在同一個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