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二○一七年重要？對中國來說，二○一七年是政治權力蛻變的關卡，是一道必須要跨過的制度門檻。在二○一二年眺望五年之後的變化，不得不準備中國權力生態的巨變。

巨變是由於中國已經到了不可不變的關頭，今日中共高層內部的矛盾激烈，不斷在尋求變的突破口。而薄熙來案與陳光誠案，暴露了制度面的缺失，以及法治的缺席。這都帶來了變的動因，但大變革何時出現？二○一七顯然是重要的呼喚。

因為二○一七是香港進入普選的年份，梁振英要以普選的姿態爭取連任香港特首。而這些年不斷厚植實力的香港泛民主派，也都摩拳擦掌，要和梁振英爭一日之長短。但無論誰當選，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第一次用全民普選的方式來選出領袖。如果香港可以，為何中國大陸不可以？

同時，二○一七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召開的一年，也是習近平、李克強體制的第二任。經過了五年的任期，習李體制的運作已經純熟自如，也可以面對一個大幅度的制度變革。

事實上，在今年秋冬之交舉行的中共十八大，就已傳出了不少變革聲音，如當前最高權力的九位常委，很可能會減少至七名常委，以避免當前權力分散、但又無人負責之弊。更重要的，是負責政法和宣傳的兩塊最重要領域的領導，不再是常委，而可能有七個人共同來監督，以免可以調動六十六萬武警的政法委和掌控宣傳機構的中宣部，被兩個常委所控制。制度改變之後，這兩個敏感部門，主管可能就不是常委的級別，而只是政治局的委員，要向七個常委負責，並由總書記與總理親自監管，不再出現近幾年溫家寶總理在國內講話，都不能在國內媒體出現的奇怪現象。

但這樣的改革，本屆十八大還在最後博弈，不知道是否可以實現。不過預計在二○一七年，一定要解決當前筆桿子與一半槍桿子（武警系統）偶爾失控、讓最高層難以全面駕馭的流弊。

事實上，目前中國媒體生態已在發生巨變——微博上的三億網民的沸騰、南方報系等媒體不同於新華社調子的視野，都在挑戰中宣部的話語權。筆桿子的管理，如何不流於僵硬，但又不至於衝擊政權的合法性，成為中南海的一大挑戰。

但最具震撼性的，就是六四平反的呼喚——這是中國統治層的一張秘密王牌，可以徹底改變當前的話語氛圍。從今年開始，其實北京高層的外圍幕僚，已經透過不少非正式渠道，試探民間對六四平反的反應，並且了解民間的正面反應。這也可能成為二○一七年之前中國政治的突破。

關鍵是中國的經濟，已經是全面與世界接軌，政治制度的配套，長期以來的滯後。朝野有識之士，都認為必須加快改革步伐。二○一七年是中國執政黨新論述與新實踐的「截稿時間」Deadline——這是一條名副其實的「死線」，退一步即無死所。對全球中國人來說，加快中國的變革，是大家無所推卸的責任，也對台灣的前途極為重要。因為沒有一個現代化的幸福中國，就沒有一個現代化的幸福台灣。兩岸一榮俱榮、一枯俱枯。邁向二○一七，也是邁向兩岸關係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