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南華大學生死學系教授）

在之前的文章裡，我提到了「生死學」並不完全等於「死亡學」，但是西方的「死亡學」卻是促發傅偉勳教授提出「現代生死學」的思維資糧與理論背景，而且「死亡學」與「死亡教育」在北美洲已經有長足的的發展，所以有必要為讀者們就其緣起與發展作一介紹。

考西方「死亡學」的濫觴，可溯源至二十世紀初期，一九○八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共同得主之一，旅居法國的俄國生物學暨細菌學家梅契尼考夫（Elie Metchnikoff, 1845-1916），於一九○三年出版“The Nature of Man”（《人的本質》）一書，首先提出了“Thanatology”（死亡學）這一個名詞與概念，（顯而易見的，其字根 “Thanatos” 是希臘神話中的死神的名字），其定義為：「研究死亡與臨終的學問 （the study of death and dying）」；換而言之，「死亡學」即是探究與死亡及臨終相關的現象、感受、經驗、行為及思想之學問。

梅氏同時還創立了另一門當今也已經成為顯學的“Gerontology”（老年學），其定義為：「研究個體或群體中，與老年及老化相關的生理、心理與社會現象之學問」。

起初“Thanatology”一詞徒有名義但缺乏學理內涵，歐洲大陸的學術界很難將它視為一門學科或學術研究的領域，因此一直未受到重視。到了一九一二年，美國紐約州水牛城大學醫學院外科醫學教授派克醫師（Roswell Park, M.D., 1852-1914） 首度將“Thanatology”一詞及概念引進美國，但是也因為當時美國人覺得其名稱顯得頗為宗教性而又不夠科學性，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被冷落。

一直到了二次大戰末期，由於戰爭中的破壞與殺戮，戰後又有許多退伍軍人因戰爭後遺症而自殺，同時又因為歐陸哲學中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思想衝擊，“Thanatology”一詞才重新獲得歐美學術界的重視。存在主義所關心的死亡及自殺議題，在戰後引發了國際性的關住，影響所及歐美各國開始重視「死亡學」的探討，同時也促使各國展開各項自殺防治的運動與措施。（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