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震驚職棒又傳簽賭疑案，對勇於主動獨力偵辦的徐姓檢察官喝采時，竟爆發該檢察官長期利用職務之便，串通家族成員、勾結不肖員警涉嫌共同貪瀆的醜聞。

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包庇犯罪、收受賄賂，或為求績效，用「陷害教唆」及「栽黑槍、毒品」方式以達破案成果，早已不是新聞。由於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刑事案件的偵查、訴追與執行，又因本身的公益色彩經法律明文規定，常常積極參與包括死亡宣告、禁治產宣告、家暴案件，或人體器官移植相關的程序，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確保國家刑事訴訟制度合法與有效運作，及站在司法第一線達到「發現真實，保障人權」的崇高目標，因此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近年來大幅度修正，甚至引進「緩起訴制度」和「認罪協商制度」，大幅擴張檢察官在追訴犯罪角色上的權限，破壞「審檢分隸」的基本精神，尤其是「認罪協商制度」在協商過程中法官並未涉入，而內容在完成協議前均無正式記錄，檢察官手握是否起訴嫌犯的大權，因此社存有想像空間，認為不肖檢察官會利用嫌犯人欠缺法律知識、害怕孤立無援面對冗長的通常訴訟程序，及擔心若拒絕認罪協商可能得罪檢察官，使其引用較嚴苛的法條起訴，而提出某種要求、期約賄賂或不正當利益。

司法院處心積慮想解決目前各級法院嚴重的積案問題，並急欲紓解工商社會大量衍生的訟源，乃積極引進外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卻因沒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我國國情，導致檢察官的權限迅速擴張，使得少數司法界的敗類有機可乘。法院的存在就是秉持憲法賦予人民的訴訟權，毋枉毋縱，刑事訴訟法修正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改採「無罪推定主義」，卻又增設第七篇之一的「協商程序」，只為了節省法院的勞務費用，不惜剝奪人民受審權利、詰問證人權利、不自證己罪權利，與上訴權利等基本刑事訴訟權利，令人匪夷所思。

從徐姓檢察官貪瀆案件來看，我國的司法前景實在堪憂，不僅訴訟制度混亂、法院實務運作荒腔走板，連社會地位崇高、月領高薪且受到終身職保障的司法官，都枉顧國家栽培與人民信任，利用職權和豐富的法律知識涉及不法情事，如此亂象如何能讓民眾相信我國存在「公平的法院」？日後我國勢必走上美國的老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族群，將得不到公開審理的司法資源和對待，司法改革也將淪為夢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