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離開時，胡適還沒滿四歲。父親在遺囑中交代讓他讀書，母親想方設法把他送進私塾。人家給二元學費，她給六元，後來還增加到十二元。在豐厚的待遇下，老師對他於是特別用心。

十三歲，他跟著二哥來到上海求學。新學堂裡有個叫楊千里的老師，在課堂上帶大家讀嚴復的《天演論》，這本書是從英人赫胥黎那裡翻譯過來的。

同學讀後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改名字。原名「胡洪騂」的他，也想改名。他找了二哥商量，二哥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裡的『適』字，好不好？」他點了點頭。於是，他有了一個新名字──胡適。

帶著新名字考取庚款留美第二期的那一年，他二十歲。遠在東北的二哥大老遠跑了回來，在選讀科系的事上兄代父職地對他交代了一番。他實在不好違背二哥的意思，又對工程一點興趣都沒有。折衷後，決定到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就讀。

到了美國後，胡適努力想成為一名頂尖的農夫將來好報國，沒想到卻被一堆蘋果給難倒。他想起，牛頓因為蘋果的打醒發現了萬有引力，自己卻被這小小的問題困住。經此，他清楚自己不是當農夫的料，決定按照興趣轉讀文學院。

改讀文科，雖然是興趣，也有「執筆報國」的心願。那時熱中於翻譯的他，曾經用白話譯出法人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這篇愛國小說情節感人，在被列強侵略的中國風靡一時。

留美的期間，他對政治也相當關心，時時想著把西方的民主科學帶回中國。他先後觀察了兩次總統大選，發現教授們雖然不從事政治，卻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積極表現知識分子們的公共關懷。這讓他對民主政治有相當深刻的理解，日後成為沉睡中國裡「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引路人。

在康乃爾大學讀了六年後，胡適轉往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博士學位。這兩年間，他開始有了「文學革命」的想法。

一開始，他想的只是怎樣讓文言更適合於教學。過程中卻逐漸發現，文言已經脫離時代需要，非大力改革不可。

一九一六年他給《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寫信，表達自己的想法。隔年一月《新青年》刊出他的〈文學改良芻議〉，要求中國文人徹底捨棄文言、改用白話，以便透過語言形式的改變，逐步進行思想的變革。一時之間，支持者不少，反對者更多。叫囂怒罵中，北京大學逐漸成為新思想的聚集所。該年九月，他被聘進了北大。

胡適的觀念最特別之處，在於指出中國文學的主流應該是白話，而不是文言。這樣一來，過去被讀書人視為「小道」的小說、戲曲，一下子變成了主流，中國文學史整個都要翻轉過來。為了證明自己的說法是對的，他還從寫白話詩下手，出版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本白話詩集。

《嘗試集》出版後，在當時沉寂的中國詩壇上影響很大。〈序〉裡頭，他寫著：「天下絕沒有不嘗試而能成功的事，也沒有不用嘗試就可預料成敗的事。」

站在時代的浪頭上，他勇於挑戰，在二十六歲時成為開風氣之先者。胡適並未因此而滿足，從二十七歲回國到三十五歲，他一直努力在做兩件工作：一、推行白話文，讓一般百姓能夠很容易的讀書和寫字；二、積極整理中國舊有的文化資產，陸續寫下日後流傳很廣、影響很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