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發展原子彈對日本投擲，而結束二次大戰，但人類當時其實並未真正了解原子核分裂與核子彈的威力，特別是當它成為武器，遺留給受害族群的永久「合併症」。

民國六十年代初，筆者在父親的鼓勵下選擇甲組（理工科），進入化學系就讀，大三時還選修清大核工系開的「核子工程導論」，當時雖處於冷戰時期，但授課重點已逐漸導向核能發電； 幾十年後，雖正式開啟核能發電的和平用途，同樣的迷思及矛盾仍存在於核電廠主管及員工心中。

「核能發電、萬無一失、銅牆鐵壁、堅若磐石、永無疏漏」，這些當年為核電廠的辯護，並指責反核環保團體為「杞人憂天」的說詞，如今在日本福島核電危機中破功，而且連世界核能委員會，竟也難找到真正「會」處理福島危機的專家。

若非地震，就不致引發海嘯，若非海嘯也不致破壞防止核芯熔解的冷卻水系統，核災可能外洩的放射性物質為碘131及銫137，當年日本在設計核能電廠時，為何沒有考慮到「萬一發生危險」時，對文明及生存「萬劫不復」的危機，試圖找出解決法？如果有考慮到，那就讓人懷疑「安檢測試」與「危機管理」形同具文。

用直升機灑水降溫，顯示現代科技對核子危機的「失能」與無奈，但日本為了節省製造及設計成本，當初對環保作為及危機管理機制的「省略與不作為」，恐是造成今日民族危機的元凶。

台灣的國光石化與核四廠等興建案，會比日本好嗎？台灣過去幾十年來，對任何必須具備的環保措施「視若無睹」，遑論萬一發生危險時的解決辦法。

據我對日本的了解，高層的威權領導、階級分明、官大學問大與獨斷獨行，使部屬不敢「諫言」，加上資訊不透明文化，造成核電失策與失能，台灣官場文化難道不是這樣？日本的官場現形記，正是台灣的啟示錄。

劉晁佑（台北市／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