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我五十八歲的父親身患癌症。他臨終前一星期，母親和我守在醫院病床榻前，有時兩人一起陪床，有時輪流陪。醫生給他打了嗎啡，可能是因為病情已經很重，他沒有再醒來過。

那是仲夏時節，黎明時護士讓我們回家睡一會兒，半小時後父親去世了。母親從小在農村長大，從小就穿著星期日的禮拜服，瞻仰村子裡的亡者，臘樣蒼白的臉孔對她來說並不陌生，她當然要去見丈夫的最後一面。

我沒有再去看父親。我無法解釋為什麼，那年我二十六歲。可能只是因為我沒弄明白，他最後的面容仍然是他的一部分。今天，我才意識到，我多麼想看看他。

臨終關懷 了解生命有限

在以前，從童年開始，每個人都不可避免要面對垂死的和已死的家人，那時候死亡往往發生在家裡。今天，死亡的發生越來越隱祕，我們對它的認識也越來越模糊。

也許正因為如此，死亡在今天會給人帶來比以往更大的恐懼。這讓我們盼望：這個將走向我們每一個人、把我們帶向未知世界的「過程」會更好。畢竟，在我們整個生命中，沒什麼比面對死亡更令人震懾的了。

臨終關懷醫院是研習這種感受的好地方，感謝現代醫學的成就，在這裡的病人，可以盡可能減輕痛苦，盡可能清醒的度過最後的時光。住進這裡的人，知道他不會再回到自己的家，知道他將告別，知道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聖經》第三十九篇聖歌寫到：「主啊，求你教我曉得我生命有終，我有目的地，我必須離開。」我們的曾祖父母乃至他們的祖先，還是熟悉這種觀點的。他們願意意識到自己存在的有限性，而這才是正常的態度。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臨終關懷醫院更該說是一個保護最強烈的希望的安全之所：希望多活些時候，希望生活的質量高些，希望死亡來得乾脆而溫柔些———這些願望都是完全可能實現的，或者至少不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

留下影像　維護亡者尊嚴

我出生於一九六五年，從沒見過死人。然而每天我們都能看到被謀殺的人的照片，看到在戰爭和自然災害中遇難者的照片，讀到對他們的痛苦和死亡精確的報導，並不覺得不自然。

但是對於日常的自然死亡，我們卻很少能看到什麼報導或照片。也許是因為這些會讓我們聯想到自己未來的終結？我們用所謂「虔敬」來避開這種不安。

現在有一種觀點：展示死者的肖像是對他的尊嚴的侵犯，但我們不這麼認麼：對於剛剛離世的人，我們注視他，難道不比掉開頭，不看他最後的面容更保護他的尊嚴？

這種對人的自然離世和正常死亡的避諱，實際是新時代的產物。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隨時想到自己的生命易逝是每天要作的精神功課，所以他們顯然並不避諱對死者形象的描繪。

在上個世紀照相術剛興起的年代，多數垂死的人是躺在家裡的床上，等待最後時刻的來臨。那時候，將一位攝影師請來為逝者照一張相，並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死者的家人往往將這張照片和死者的一束髮絲一同保存以作紀念。而如果死者是很重要的人物，如教皇或國王，報紙還會將這樣的照片登載在頭版上。

珍惜因緣　重新審視生命

臨終關懷運動，從開始就努力使死亡成為大眾公開的話題，幾乎每個臨終關懷醫院，都能輕易找到一些分發咖啡、糕點，或是看門的義工。在這死亡頻頻光臨的地方，沒有人會覺得，在一個人生命的最後時刻和他辭世後為他拍照，是不敬的或是變態的。

其中某些被拍照的人，我們只是偶爾有聯繫，另一些則熟稔起來。我們常常無法想像，在這樣極端的生命狀態下剛剛結識的這個人，可能不久的將來就會是最後一次去看望他。

「最後的一次拍照」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成為某種告別禮，伴隨著那種無怨，所有曾經的希望和內心的爭鬥都結束了，而這種無怨卻往往讓人難以承受。同時，看到死亡給一張面孔帶來平靜，是讓人安慰的，很多人看上去真的很安詳。

在這本書的製作過程中，我們對死亡的設想變得具體了。自然我們對自己的死亡也想了很多，而這改變了我們看待自己生命的眼光。我們不願錯過任何一次相遇。

節錄自德文書《死前的再生》

（NOCH MAL LEBEN VOR DEM TOD／作者Beate Lakotta，攝影Walter Schels）自本周起將連續四期轉刊部分精彩篇章，本文為作者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