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素有「禮義之邦」的美譽，一般人認為中國人講究禮義，但當然也有持異議的，例如，曾感嘆中國人「醜陋」的柏楊，就認為所謂中國是「禮義之邦」，僅是紙上作業，實質在行為上，中國人的「禮義」停留或倒退在一片蠻荒階段云云。

究竟身為中國人，對「禮」和「義」又知道多少？先看「禮」這個字。《說文解字》謂「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這個「禮」字，從「示」、從「豊」。「示」是會意字，上面的「二」是古文「上」字，下面的「小」本是三豎，代表日月星，象徵天象。「示」是一種儀式，視天象如神明那樣拜祭。

再看「豊」字，從豆，象形，是古代祭器。把「示」和「豊」結合，「禮」的意思就清楚了。《辭海》說「禮」指敬神，引申作「敬意」。中國人講禮的依據，源自周公制禮作樂，著有《周禮》、《儀禮》和《禮記》，成為古代講禮的經典。

古代的「禮」，從敬神開始，日漸形成行為準則，用於和諧人際關係。《詩經‧鄘風‧相鼠》篇有句謂「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意思是說，「看那老鼠有肢體，做人竟然不講禮；要是做人不講禮，何不快快去死？」作者「鼠禮並論」，營造反差效果，抹上幽默色彩，突出古人對「禮」的重視。

在中國傳統，好禮、重禮，成為立身處世的美德以及社會生活的規範，滲透到政治制度、倫理道德、婚喪嫁娶、風俗習慣等各方面。由「禮」而發展為「禮制」，其功能確定了親疏、遠近、貴賤、上下的等級，確立社會的秩序結構。

將「禮」提升到哲學層次，是孔子。孔子學說，以禮為始點，由禮到義，由義到仁，形成一套體系。仁作為最高的道德，要由義來體現，禮是義的具體表現形式。仁與義，仁是內容，義是形式；義與禮，義是內容，禮是形式。《論語》云：「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意思是說，義是內涵、是內容，得要用禮去推行和實現。

「禮」的背後有「義」，無義之禮，只流於形式，沒有真情。孔子曾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禮節要適中得宜，不用奢侈，不是說「千里送鵝毛，物輕情意重」嗎？至於喪禮，辦得如何鋪張完備而無悲戚，也是不行的。

可見「禮義之邦」，「義」比「禮」更重要。如今且看「義」這個字，也是會意字，從「我」，從「羊」。「我」字從「戈」，是兵器；「羊」字象徵祭牲。「戈」字使「義」充滿鏗鏘的陽剛之氣，要承擔風險和責任；而獻祭的羊又表明「義」，含有自我犧牲的敬神行為。「義」的涵義引申為合乎道德的行為。

《禮記‧中庸》有云：「仁者人也，義者宜也。」這是早期文獻直接對「義」的訓釋。「義」中有「羊」，與古代祭祀有密切關聯，而在字源上，與「善」和「美」同源。「仁」與「義」的不同，因為「仁」具普遍性，「義」仍要看具體情況。例如醫生有醫生之「義」，那是救死扶傷；教師有教師之「義」，那是教學育人。

中國歷史上最重禮義的學者叫荀子，其理論是隆禮貴義。荀子將「禮」視為治國安邦的根本，「義」是物質的合理分配。他說：「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權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那是說，一個國家沒有禮，就沒有處理政務的尺度；沒有規矩方圓，就寸步難行。

諸子百家，最有西方思想內涵的是荀子，但他的書被埋在故紙堆中二千多年，至民國初年才被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胡適發掘，發出熠熠光芒。從荀子看西方，「禮義之邦」不見得是中國人專有，洋人的「禮義」遠勝中國。

只是洋人的「禮義」，其「義」不同孔孟之「義」，有點荀子色彩，是「義中有法」，與其說「禮義」，不如說「禮法」。中國人精於講禮義，禮法就講得不好。林語堂曾說，中國的最大毛病是無社會紀律，遠不及洋人守紀律和守秩序。他的解釋是國強則禮盛，國弱則禮衰，一個窮國弱國，還用得著雍容禮讓嗎？

也許林語堂是對的，管子名言是「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近代中國的「禮義」不及歐美，甚至「禮義之邦」的雅號早已禮失而求諸野，拱手讓給日本和韓國。今日中國式的「禮義」，許多時已淪為「關係學」，不過是徒具形式的繁文縟禮，虛假得熱情過度，以及必有所圖的送禮以及引人入彀的謙卑。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今日中國大陸不是開始富裕起來了嗎？但一個國家和民族，光是追求物質上的富有遠遠不夠，只有物質上和精神上同時富有，才算是「禮義之邦」，一個真正的強國。（讀者文摘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