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潘元石木版藏書票集》談起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東京吾八書店破例為台灣從事藏書票創作者出版了一本《潘元石木版藏書票集》，限定二十八部。因為這是第一位台灣人出版的藏書票集，所以我毫不遲疑的以日幣二萬一千六百三十圓購得該書第七號。

折合台幣約七千元的高價小書，打開一看，原來只浮貼了十一張藏書票。而且潘元石的作品只有一張〈神虎鎮宅〉，其餘皆為日本畫家———佐藤隆司、小川禮二、佐佐木康之、日浦健次、原滋、佐伯守衛、吉田一夫、太田正孝、佐佐木雅子、今村喬各一張。

原先只想買潘元石兄的作品，意外地看到當代日本藏書票版畫家的作品。而這些日人作家可能是潘元石的好友，曾來台旅遊，所以版畫內容多以台灣風土為主。

可是，書名及版權頁上，作者只掛「潘元石」之名，而非「共著」，顯得甚不合理。潘元石兄不可能把別人的作品拿來出版而只掛自己的大名，而且這也觸犯了出版法。我百思不解。但看書前只有一篇〈藏書票與我〉的中、日文序，書末只有一則潘元石〈略歷〉。其他只有首頁〈目次〉如下：



書中都沒交代這十一張藏書票由來，或這些日本友人的略歷。

自從購得這本珍貴的藏書票集後，便置於案頭，閒暇時就打開來玩賞。有一天，無意中看到第二張〈垢石愛書〉的左下角有個小小的圓形刻印←，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潘元石製作送給十位日本友人的藏書票吧。不知道是我的「常識」不足，還是書中「交代」不夠，讓我誤會了好幾年。不過，由此也可証實潘元石畫風的多樣性及「謙遜不語」的人格。

潘元石與我

我早就知道潘元石兄是我南師的學長，但因我進南師時（一九五五年），他正好畢業，所以無緣認識。直到我在日本共立女子大學任教時，海外黑名單解除後（一九九二年），我幾乎每年都帶日本學生來台旅遊。當中有幾次率團訪問奇美博物館，而時任館長的潘元石兄慇懃接待我們，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九七年五月，與一位女士同訪潘兄於台南。我鼓起勇氣，拿出紙筆，請潘兄題字留念。他推辭至久，終不耐我的懇求，便隨手畫了一隻白鷺鷥給我。這是我第一次得到他的真跡。

二悾悾五年，我辭去日本教職，專心返真理大學麻豆校區台灣文學資料館工作，潘兄偶爾會來看我。二悾悾七年，他帶曾怡小姐來訪，兩人合著了《和阿公去旅行》一書；二悾悾八年，曾怡又出版了《老醫生的故事》。贈送我的這兩本書都浮貼了潘兄和李長發先生製作的藏書票，我視如珍寶。

二悾悾七年春，正當我編輯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即將付梓之際，潘兄聞訊，主動手製「吳新榮藏書票」二百張贈送吳家，出版單位用此藏書票圖案設計了全集的封面，增添此集不少光彩。

同年底，潘兄推薦我當選台南大學（前身為台南師範學校）第二十屆的「傑出校友」。我為感念母校培育之恩，編了一本《「南師」師友的來信》，並請潘兄繪製了「南師校徽」一圖，裝飾於扉頁。此圖必成歷史文獻。

二悾悾九年十月，潘兄為慶祝國立台灣文學館成立四周年紀念，特製「國立台灣文學館成立紀念藏書票」贈送該館。此事我完全不知，可是潘兄特將該藏書票裝框贈我，讓我受寵若驚。

由上可知我與潘兄並不常見面，也從未為他做過什麼事；可是他對我這個小老弟總是寵愛有加，甚至當我為知音者。

說來慚愧，我對潘兄的身世背景毫無認識，只是從〈藏書票與我〉一文約略知道他從小居住於台南米街，他說：「由於從小看紙店師傅在從事雕版和印刷的工作，耳濡目染，對木板水印發生興趣，深受影響而開始嘗試製作，迄今四十年來，木板水印仍為我藝術創作中的主要媒材。」

至於他什麼時候組織了「藏書票愛好會」？有哪些成員？做些什麼活動？我一概不知。

我只看過一本由「台灣年畫愛好會」創刊於一九九六年的名叫《米街》的雜誌（不定期出刊）。此年畫愛好會是由黃天橫、潘元石、楊永智等人發起，成立於一九九四年，而這些台灣吉祥年畫都是用木板雕刻、水印套色、手印而成的，這是台灣傳統的版畫藝術。潘兄兒時在米街所看的版畫，除了這些年畫、門神之外，就是金銀紙上打印的圖案吧。

這樣的版畫應用在西洋傳來的「藏書票」上，豈非天作之合？所以「台灣年畫愛好會」的宗旨標榜道：「對於年畫、其他版畫、藏書票酘酘愛好、收藏、製作、推廣者，以從事資訊交流、蒐集研究、教育推廣、創作之組織」（《米街》第四期）。我不知「藏書票愛好會」與「台灣年畫愛好會」何者較早？但推測潘兄一頭栽進藏書票的創作，可能是在一九九悾年左右。（上）